公司经理的法律地位

现代企业制度把经理推上了企业核心的位置,经理作为公司的代理兼有法定代理和委托代理的性质,我国法律赋予了公司经理八大职权,我国公司法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经理的六项忠实义务.经理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对经理的领导是一种集体职权,董事会与经理之间必须依法划分权限.     

重估民事执行权运行模式

西方执行权运行模式固然有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差别,但即使在前一模式下,执行权在各单项执行措施中也并不总是消极的。部分国家采取前一模式是因为其实行过分松散的执行权分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当事人主义主张照搬诉讼程序的理念,名为保护处分权实为加重债权人负担。应该区分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的运行模式,至少前者应是积极主动的。我国的执行权分配体制使得执行员能够拥有程序选择权。执行机构的程序选择权与当事人的处分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国有独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研究

我国《公司法》引入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国有独资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理应适用《公司法》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具有特殊性,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依法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和董事会的职权。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经理实际掌握着国有资产的控制权。应防止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国有独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论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与检察执行监督机制

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体现出多机关参与执行的特点,具有执行的高效与便捷的特点。但执行权的分工不合理,造成司法机关职权属性异化,不利于司法公正性的维护,也不利于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检察机关执行权与执行监督权因学界认识不统一,造成认识上的混淆,后果就是检察执行权和检察执行监督权合二为一,监督权脱离本色,监督失位,检察执行权缺失,参与性不足。本文对刑罚执行权与执行监督权进行了新的诠释与解读,并提出了刑罚执行与检察执行监督的具体制度设计,以期厘清两权的认识,构建公正、合理的刑罚执行体系与检察执行监督机制。     

论公司经理的法律地位

公司经理是公司治理结构中重要的一环,对经理的科学定位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公司经理是公司董事会委聘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的代理人,是辅助董事会执行业务的机构。     

董事职权、权利与义务法律问题研究

由于我国公司制企业中长期存在的大股东操纵公司、操纵董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种种扭曲现象,使得人们对公司中董事的义务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而对董事的职权、权利以及将职权、权利与义务等作为一个共同的问题研究不足。本文拟就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的有关董事职权、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从理论上予以分析,以求保障公司董事更好地行使权力(权利)并承担应有的义务,保证我国公司制企业的规范化管理,促其健康发展,使得公司能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民警察法》是我国警察法体系的基本法——关于《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的几点认识

我国《人民警察法》应当成为我国警察法体系中,统一规范各种体制警察组织的职权、综合适用的基本法。它规定着我国警察权的基本类型,包括第一层次的公共安全管理权与警察刑事执行权,第二层次的治安管理权、道路交通管理、消防、出入境等公共安全管理权和刑事调查、刑事侦查、刑罚执行等刑事执法权,规范各种警察行为、措施、方法等职权表现形式;警察组织是警察权的基础,只有规范了警察组织才能设定警察权;警察权与警察职能通过警务活动来实现;《人民警察法》贯穿着履行警察职能、执行警察职务的核心内容。     

“大款”消费面面观

“大款”消费的基础和环境 探究“大款”消费状况,离不开这个群体形成的基础和其成分构成,以及这个群体所处的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 “大款”的构成成分大部分是私人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公司下属部门的经理。这些经理都是实权部门的经理,如管餐饮、桑拿浴、夜总会的,这是娱乐方面的。还有管财务的业务主办、倒车的业务主办、各种类型的业务经办人、搞采购的、直接     

对经理人的再认识

这些年来我国一些行业因高级经理人的跳槽引发的公司危机已成为相关企业最为头痛的事情。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经理人法律地位的考察和比较 ,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立法上的某些缺陷。作者认为 ,设不设经理及经理的具体权限 ,应由公司自己决定 ,不应由法律规定 ,当务之急 ,是要建立规范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从法律上给经理一个准确的定位     

公司及其主管的严格替代刑事责任:犯罪化边界的扩张

美国严格替代责任一般是指如果雇员在职权范围内为了公司利益行事但触犯刑法,公司则需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公司主管的职权足以阻止或纠正上述行为,那么主管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从相关法律的发展历程、法理以及司法实践等角度分析,上述法律应予废止.在相关法律还在适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弱化严格替代责任的负面影响.     

国外公司经理制度立法比较研究

文章从比较法角度阐述了经理权的授予与登记、经理的权利范围与限制及经理权的行使方式 ,对构建我国公司经理法律制度有一定借鉴。     

监事会实效性探析

公司监事会制度是商事公司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职权部门分权制衡、降低代理成本的必然选择。在我国公司法实施和企业公司化改造过程中,公司监事会制度由于体制、立法和实施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效,甚至产生监事会虚化现象。因此,我们有必要依托现行公司法并以健全和完善监事会运行机制为切入点,以公司章程为支撑载体,完善监事会相关的法律规定,使监事会充分履行监督职能并且有效、实时的行使监督权,促进我国公司监事会监督的实效性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实现与完善。     

韩国、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职权比较分析

监事会的主要职能是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以保护股东的利益。监事会职权的完善有助于监事会发挥实效。日本、韩国对监事会的规定各有所长,我国对监事会的规定过于线条和原则,以至监事会形同虚设,所以借鉴日、韩监事会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公司实际,完善我国的监事会职权制度。     

我国刑事执行权配置: 现状、问题与优化简

基于我国刑事执行权配置的现状和问题,需要遵循权力制衡与效率相协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刑事执行权行使公开化和社会化等原则,予以进一步优化。具体构想包括：建立健全刑事执行权配置的法律规范体系,统一刑事执行工作的领导机关,革新刑事执行权配置的方式,改革与重构减刑、假释程序,强化对刑事执行权行使的检察监督。     

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出路

本文从资产管理公司可经营资产的归属、新的金融不良资产的产生来分析资产管理公司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并根据我国金融体制的整体构架和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优势,分析了资产管理公司业务转型发展的合适目标和业务发展模式。结合资产管理公司的内在优势,笔者认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出路是广泛意义上的、以不良资产经营和处置为核心业务的大型投资银行。     

刑事裁判执行程序之重构——以检察官指挥执行为目标

随着我国刑事制裁体系变革以及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推进，我国刑事裁判制度从整体视角来看呈现出轻缓化、多元化和体系化的趋势，对刑事裁判执行程序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我国现有刑事裁判执行体制主要从实体刑罚的角度来分配执行权，导致形成执行主体多元、执行方式分散的格局，“执行难”和“执行乱”成为刑事裁判执行领域的两大难题。为了健全完善刑事执行制度，应当在观念上实现从“刑罚执行”到“刑事裁判执行”的跨越；重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应当重视交付执行、执行实施以及执行监督的程序衔接，确保刑事裁判执行机制在执行权、执行程序以及执行主体三个层面的合理规制，并建立以检察机关指挥执行为核心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基本格局。我国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执行权可以法治国家理论和法律监督理论作为本土依据。完善立法体例和调整职权配置是改革和重构我国刑事裁判执行程序的基本路径，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部分执行职能剥离出来，构建检察机关指挥执行机制；未来需要在修改和整合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刑事裁判执行法。     

对我国刑事执行权配置模式的探讨

时过境迁,计划经济时代的刑事执行权配置已愈来愈难以适应现行我国刑事司法发展的要求,改革势在必行。刑事执行权配置模式应改变多元分散的现状,构建专门的刑事执行机关,逐步实现刑事执行一体化。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探析

我国目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着立法不统一、执行权归属不科学、执行监督与救济机制缺乏等问题，这些制约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发展。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基础上，统一行政强制立法，重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设置科学的实施程序，以改善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宏观调控权现状评析及构建理念

宏观调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权力,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职权,其主要是经济法视角中的由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构成的综合性权力束。宏观调控权的配置、行使不仅是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与分权问题,更在于其应契合经济法有限干预、社会本位等理念,并加强宏观调控法制供给。     

地方人大决定重大事项程序运行刍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实现当家作主，管理地方国家事务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地方人大决定重大事项的程序运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权力机关作用的发挥，关系到人大决定权、党的决策权和政府执行权的恰当行使，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