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建设

人工智能技术既有远大发展前途和广泛应用前景,但也远未成熟,尚难以准确评估其可能导致的伦理道德后果。为加快构建我国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应精准识别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伦理困境,确立人类主体性、可持续发展、伦理嵌入性和发展平衡性的基本构建原则。应通过建立人工智能发展伦理委员会、识别伦理问题并确立伦理准则、制定伦理规范的实施方案、推动嵌入伦理规范的行业发展和产品研发以及实施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市场投放与反馈,以推进我国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建构进程。     

人工智能时代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机遇、挑战与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可以缓解警力不足,优化执法行政流程,提升治理精细化和公安决策质量,促进警民关系和谐发展.但人工智能固有的技术缺陷会给公安机关带来治理风险和行政伦理等问题.因此,公安机关应优化公安组织体制和警务机制,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管控和数据安全监控,创新警企合作机制,探索警察行政伦理和规范体系,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技术伦理学视域下的网络安全规范路径——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网络安全领域带来了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在丰富网络社会治理路径的同时,也带来了合理利用技术的伦理规范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目标要求,推动这一要求贯彻落实,最为紧要的便是有效破解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建构难题,从人工智能的技术伦理视角推进网络安全伦理规范路径,进而建立规范自律、合理有序的智能化生态化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及其治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探讨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可以认为是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由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开展行动者转译和网络建构所造成的。从行动者转译与网络建构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主要社会伦理风险包括:智能互联下的行动者之“恶”传播风险加剧、行动者社会分工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加剧、行动者转译的技术异化问题更为严峻、“行动者网络”下的数字安全风险增大、行动者“五际”关系维度的数字平权问题凸显。基于此,从合理界定行动者主体的权责关系、加强行动者转译的全过程算法治理、构建人机“共善”的行动者治理共同体等方面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治理,确保科技向善健康发展。     

发展人工智能须把好法律关

人工智能是全球科技关注的热点,但作为前沿技术也是把"双刃剑",面对人与机器间的关系引发社会秩序、管理体制以及伦理规范等方面的问题,必须用法律手段予以规制。要在充分理顺好科技创新和法律制度的关系基础上,出台针对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厘清人工智能开发主体的法律责任,做好人工智能社会运用的法制监督。     

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造福社会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风险,人类必须面对新的伦理规范和法律难题。对于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问题,必须做好相关的法律研究和探讨。承认并确立人工智能民事法律主体资格具有其必然性。承认并确立人工智能的刑事法律主体资格仍存在巨大争议。立法机关需要针对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     

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伦理学慎思

正确认识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是防范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重要前提，而对人机关系伦理本质的认识存在着人本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分野。从人本主义的伦理立场出发，尽管出现了超人工智能，但人类的伦理世界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因为人伦关系、伦理法则及伦理秩序是人类所“独有”的。机器人也许会“参与”到社会伦理生活中来，这种“参与”源于机器人内部被预先设定的程序，机器人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伦理主体。从责任的基本规定看，机器人也承担不了伦理责任，因为它天然不具有行动的自知性和可解释性，人类对人工智能负有完全责任，而不仅仅是责任的分担者之一。当我们说要强化机器人伦理的时候，绝非意指关于机器的伦理，而是人类对智能机器人进行设计、开发、应用与运营的伦理。坚持人本主义的伦理观念，是讨论人工智能伦理的前提，可以避免思想认识上的模糊与混乱。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机遇、挑战与总体框架设计

人工智能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能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其将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精准预测公共需求,助推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但人工智能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对现有社会伦理和法律规范产生了冲击,对信息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而引发社会问题。因此,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的结合是社会治理系统优化的一项庞大工程,需要科学的系统框架,这一框架主要由现代化的治理理念、有利AI健康发展的环境、完善的信息资源体系架构、科学合理的AI技术架构、广泛应用的AI社会治理平台五个部分构成。     

发展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重点在哪里

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冲击。面对这样的问题,应以法律为武器调整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法治建设要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影响,明确技术开发者的法律责任,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法律监督,并同步强化伦理道德建设,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的稳步发展。     

如何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

当前,人工智能是否会挑战人类社会秩序,进而带来伦理问题,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我们应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加强对相关技术与产品的管理力度,以及提升群众的认知素养来进行规避。     

发展人工智能应避免“近视症”

顺应形势把握住人工智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能够为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人工智能时代机遇与挑战同在,应当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研判和预测,增强风险意识,更好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导致的失控风险、伦理挑战、就业影响,促进科技治理能力现代化。处理好"善治"与"善智"的关系,走向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构"。     

人工智能为优化政务服务“铺路搭桥”

政务服务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可有效提升政务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但也带来了数据整合、人才短缺、安全、社会伦理等问题。因此,要从解决数据整合问题、加强相关人才培养、加强隐私保护和研发力度以及完善伦理约束和立法保护等方面入手,为政务智能化服务"铺路搭桥",优化政务服务水平。     

践行科技向善，筑牢可信人工智能的道德藩篱

<正>发展可信人工智能,技术治理与伦理准则必须兼顾,民族立场与人类情怀必须协调,经由设计的伦理和基于监督的信任必须同步,才有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的战场上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下篇:人工智能,人类的朋友还是敌人

正从实验室到流水线,从科研精尖到大众生活,从技术突破到创业风口,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但同时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其实人工智能到底是人类的朋友还是敌人,取决于人类自己。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     

人工智能嵌入公共服务治理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公共服务治理革新的同时,也出现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挑战。在应用范围上,人工智能于社会治安、交通基建、市场监管、反腐倡廉、应急管理、医疗保障、文化教育、能源管理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提高了公共服务决策能力、公共服务组织的管理效能、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公共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互动,以及强化了公共服务组织的内外部监督。但人工智能嵌入公共服务治理也面临着数据质量不足、技能人才短缺、统筹规划抵牾、数字鸿沟庞大、解释问责模糊、伦理冲突激化、安全隐私脆弱、就业收入分化等风险挑战。于公共服务治理场域中克服这些困境与问题,是发展具有创新性、可靠性、安全性的人工智能嵌入模式的必由之路。在收益与风险间寻求平衡,可以有效促进以证据为主导和以数据为支撑的公共服务治理路径的创新。     

准确研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

<正>基于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与对话式人工智能在涌现出强大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争议，需要我们在加速创新和有序发展之间作出更具系统性和预见性的研判近年来，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及其社会应用取得迅猛发展，呈现出诸多具有颠覆性社会影响的创新前景，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认识其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乃至安全风险，进而采取合理的应对之策。     

现代化转型与在地化实践：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建设论析

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村社会发展历史性与现代性并存，社会问题的出现和解决处于新、旧乡土伦理秩序的更迭之中，农村社会工作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任务。农村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需要对专业价值理念进行在地转化，以解决服务中不确定性情境与信任嵌入两难、多元角色期待与专业身份实现难题、地方性知识背景与文化解读错位、服务边界模糊与个体时空挤压的价值与伦理困境。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建设主要包括与地方性知识的在地对接、本土化服务的在地调试以及地方主体性培育和共同体建构四个面向。以地方性知识和本土化服务在农村社会伦理体系中寻求文化契合，主体性培育和共同体建构更新了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对个体能力肯定、对集体主义观念认可的内涵，在现代化转型中共同推动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的在地化发展。     

无开源不通用：通用人工智能机器生产工艺学批判

技术工艺性应用的通用性，需要社会性应用的开源性与之匹配，在人工智能通用性不断提升的动态发展趋向中，构建与其匹配的开源性伦理规则，推动高效而无害的通用人工智能创造，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创造并使用物质和精神劳动工具活动的发展，人类智能的封闭性、非通用性被不断超越而社会性、开源性不断提升，现代科学和自动机器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现代科学这种社会通用智能的工艺性应用，首先把物质劳动工具的使用技巧转移到能量自动化机器上而成为社会机械通用智能，超越了手工智能封闭于个体人身内的生物性的非开源性。当今人工智能正在使精神劳动工具的使用技巧也向机器转移，将进一步超越智能的个人生物性的非开源性，再进一步超越资本商业化社会性应用非生物性的非开源性，通用人工智能将成为高度自动化的社会机械通用智能。无开源不通用，构建公义创新动力机制，聚合非市场、非营利创新动力，人工智能将在通用性、自动性、开源性高度统一中充分发展并造福全人类。     

异化抑或解放：人工智能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

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最新技术样态,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在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与人的主体性相对立的现代性危机,表现为对人的选择性淘汰与社会生活的排他性增强;社会的规模性结构性失业与贫富分化的加剧;过度的技术依赖(物化)与人自身能力的退化;社会风险的激增与人的现代性焦虑的上升。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不断浮现的现代性负面效应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突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技术哲学的纯粹技术批判和哲理思辨的路径,从政治经济学的观察视角,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异化"和由此引发的人的主体性丧失的现代性危机归咎于资本逻辑,认为人工智能只有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与束缚,才能真正造福于全人类,从而提供了分析和解决人工智能现代性危机的正确图式。具体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要避免人工智能由"技术异化"导致"人的异化",使人工智能朝着造福人类和实现人类解放的方向前进,就必须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变革,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分配结构和劳动分工结构。     

谱系、异化与实践：弱人工智能创造社会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

在技术赋能和算法嵌入的视域下,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深度参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建构全过程。基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和低复合能力等特征,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仍然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作为生产力工具,弱人工智能创造社会价值能够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当性内部证成。在马克思经典哲学图谱中,弱人工智能是先进生产力与前沿科技的典型代表,深度重塑了社会阶层结构和人类思维空间,具备创造物质价值、知识价值与公共价值等三重社会价值的内在机理。然而,在当前弱人工智能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资本、技术及其自身限制异化等问题导致弱人工智能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背离。因此,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技术资本异化问题、技术理念异化问题、技术限度异化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探赜弱人工智能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脉络实现社会价值的适恰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