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革命与中国现代外交叙事的形成——基于20世纪30年代外交知识类图书的考察

中国战争与革命的社会环境和话语体系深刻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面向大众的外交知识叙事。现代外交概念在向大众普及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一种以力量和胜利为核心的概念工具、号召民众参与外交的动员工具、规范国民外交运动的规训工具。战场上强调克敌制胜、集结力量、反抗精神、积极斗争、服从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等军事话语全方位渗透到大众外交知识读本的语言中。中国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中利用“外交”概念以及相关知识信息，向大众普及了一个强权林立的世界现实，而中国也需要动员和组织民众通过积极的反抗和斗争、以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谋求弱势国家的外交空间和胜利。现代外交概念在中国走向大众的历史固然有欧美外交民主化思潮的影子，但是却最终在中国战争、革命和反抗侵略的民族话语中得以生根。     

身体的“权力重负”——福柯刑罚思想的身体视角

在福柯的学术话语中,身体是权力的基点,是刑罚的受体。从身体的视角考察福柯的刑罚思想,可以发现,身体负载着权力、规训、控制、监禁等诸多法律意义。通过身体改造灵魂,使刑罚走向理性化和制度化,人的社会意义进一步澄明。     

历史中的人性、性别与话语权力——"男性气质"神话试探

“男性气质”神话不单纯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压迫和后天的文化塑造,它有其生物学基础;它的维系也依赖于权力话语的运作和现实中超常规的实践操作。因此对于权力话语的反抗,追求性剐平等也必须通过话语祛魅的抵制性阅读和现实实践的批判性介入。     

《献给爱米丽小姐的一朵玫瑰花》的时间哲学

从时间哲学的角度分析，《献给爱米丽小姐的一朵玫瑰花》中爱米丽的悲剧命运有其时代性和特殊性：南方名媛爱米丽在时代急剧变迁的历史环境下，拒绝接受时间向前发展的现实，耽迷于旧式南方的思维习惯以寻求精神支柱和心理平衡，但最终还是被时代遗忘，孤独地死去。这说明时间是强大的，爱米丽与时间的斗争只能以悲剧收场；同时，小说中浓厚的时间意识也反映出小说家福克纳对待时间及南方历史的复杂心态。     

罪犯矛盾冲突之解构——兼论福柯的罪犯美学改造思想简

罪犯矛盾冲突是监管改造基础工作之“永恒”主题，也是为“安全为天”的责任政策关注之核心与焦点。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监禁社会现象，其演变是为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之结果。借以福柯“真理游戏”之“考古”与“谱系”观，罪犯矛盾冲突之演变实乃“主体反抗权力”之具体表征。具言之，其“内因”是为罪犯主体“反区隔”之表征；而其“外因”是为罪犯主体“反规训”之表征。究其消解方略，针对“内因”就在于“人格”论述之“向善”之建构代之以“向恶”之建构；而针对“外因”就在于规训权力运作“异化”之消除及“囚”属性场域之互为制衡。然此乃为权宜之计，惟有引导其“苦行…关怀自身”，才能体悟“生存美学”；惟有真正使其“自身”建构为伦理施为者，才能在对规训权力之“审美超越”之反抗中实现反抗之“审美超越”!     

监狱和学校:基于福柯规训社会理论的比较研究

规训权力是介于法律规制和道德规制之间的微观权力,是维持现代社会秩序的特殊机制.现代监狱和学校通过规训机制完成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目标,两者在建筑、规训权力作用点、惩罚权力和规训机制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     

“十二五”新出发：实现民强民富

在一个＂官本位＂社会,只有民强才能实现对官员权力的制约,才能使权力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运行,也才能最终保证实现＂民本＂和＂民富＂,实现＂天下为公＂。     

自我和他者的冲撞——读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威廉·福克纳著名的短篇小说.几十年来,这篇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并引发了各式各样的富有想像力的解读.拉康和他早期的"镜像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欣赏和解读的角度.小说女主人公爱米丽对于自我意识的实现进行了不懈的、绝望的努力.然而她越是挣扎着要去发现真正的自我,实现真正的自我,就越是陷入无助的泥潭,陷入命运的陷阱,无法自拔,因为人根本无法真正认识自我,识别自我意识.     

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的建构

网络话语权包含网络话语权利和权力两个层面的含义。大学生网络话语具有更新速度快,流行元素、解构功能凸显,形式随意等特点,它反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沟通交流符号的发展变化,本质上体现了教育环境的重构,是促进教育模式转变的根本力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转变观念,与大学生＂共境＂交流,创造性地进行思想教育,通过立体化引导和科学的管理提高网络话语权的影响力,促进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发展。     

论清末民初国家对社会和国民监控的强化——以东北为例

清末民初国家的权力以非常理性的方式强化了对国民和社会的监控,通过大规模的统计调查实现了对信息的控制,从而将个体的国民变成国家可以加以掌控、指导、征发、分配的对象,通过建立新式监狱对社会正常秩序的越轨者进行了规训,通过兴办新式学堂对未来的合格公民进行了规训,通过建立新式警察实现了对城市空间中的安全、消防、卫生、文化活动的治理,将公共空间中发生的一切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最后国家还对过去通常自由生长的城市进行雄心勃勃的管控和规划,直接指导城市的发展。在这个从传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重要阶段,国家的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直接与每一个公民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