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联动与协商:民事执行中的检察权配置新探

"执行难、执行乱"的困境必需法院和检察院共同面对。化解"执行难",建立法院、检察院联动机制,借助检察院的侦查资源甚或直接将搜查权转移给检察院是较为适当的选择。"执行乱"问题并不是凸出检察权直接监督的理由。民事执行程序中检察权配置应当强化法院和检察院的联动与协商。     

论执行移送破产程序的激励性引导与规制

法院的执行难与破产启动难问题,严重影响与制约到司法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改变了仅由当事人申请启动破产程序的模式,为"半职权化"的执行移送破产程序确立了法律依据,但并未对法院内部如何衔接作出具体规定。本文对比法院执行与破产案件数量,从执行移送破产程序的现实困境、学理分析、激励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分析,本着无缝对接、执破双赢的理念,增强激励性机制的规引作用,采取强化职权与尊重自治并重的模式来启动破产程序,化解执行难的同时开启破产门,有效发挥破产法治功能,提升法院服务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     

大数据背景下的法院执行难问题化解路径

在"互联网+"时代,探索以大数据技术为着力点推动破解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是法院执行模式转变的历史性变革。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全力推进执行信息化建设转型升级,这预示着法院执行工作将通过大数据突破"执行难"的难题。解读大数据时代的内涵、大数据时代法院系统对数据的利用现状以及大数据时代法院执行的挑战,攻克我国法院执行难的新路径、新思路,以破除法院执行在实现公平正义上的最后一道"藩篱"。     

借鉴商丘经验 构建解决执行难的大格局

本文作者通过到河南省商丘市人民法院实地调研走访强制执行工作,在总结商丘法院强制执行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执行难综合治理大格局的思考。笔者认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人民法院自身根本难以实现。各地法院可借鉴商丘法院的执行工作经验,以联动机制为基础,构建解决执行难的综合治理大格局。     

我国法院委托执行的问题及其对策——以北京某中院执行工作为例

法院执行作为实现司法公平正义的关键一步,对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法院执行中的委托执行旨在提高执行效率、节约成本,是常用的执行方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委托执行存在委托材料具体标准不统一、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层级较低、法院间沟通不畅、财产查封难等问题,效果难及预期,有时反而延误了执行时间,增加了执行成本。对此,应采取完善执行系统、健全法院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依法合规适度延长冻结时间等对策加以解决。     

试论法院执行难的成因及对策

本文分析了法院执行难的形成原因,并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讨了解决执行难的对策。     

从企业法律制度的缺陷看法院“执行难”

法院“执行难”,是近几年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人们纷纷从主客观等多个方面寻找原因、研究对策。其中,企业法律制度的缺陷是导致“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分析了企业法律制度的缺陷对法院“执行难”的影响,并提出了完善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具体思路。     

民事执行工作中新执行理念的确立

民事执行难，一直是我国法院工作中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法院轻视执行程序公正性，单纯以执行结果衡量执行，债权人则对法院有着过分的依赖和不正确认识，不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是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此，需要法院和申请执行人（债权人）树立新的执行理念。     

关于当前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思考

人民法院的“执行难”一直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难点问题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调查问卷为基础,对民事案件执行难的现状、根源加以分析,并且提出了缓解和克服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具体思路和建议。     

浅谈刑事手段对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帮助

目前,我国法院“执行难”问题突出。这一问题实际上早已就是全国性的问题。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而“执行难”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经济犯罪问题。本文将主要针对追究其中有关公司的经济犯罪来促进解决“执行难”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面临诸多问题,法学研究亟须回答。即时强制、强制措施、强制执行三个概念涉及强制和执行因素,其中即时强制、强制措施的执行是与决定同时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只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而非独立行政行为。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法院强制执行或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我国行政权力中能够相对集中行使的权力不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行政处罚权的集中行使,而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我国应当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内设立执行机构,执行遇到抵抗的行政决定的同时执行法院的有金钱给付义务的裁判,当行政执行需要限制人身自由时则必须由法院裁决后方可执行。     

房屋交付执行的民事监督路径之探究

不动产作为人类社会中最有价值的财产之一,能否顺利执行对债权人意义重大,其中以房屋的交付执行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以房屋交付执行中的物之交付请求权执行和行为请求权执行作为切入点,剖析了法院执行活动中腾房执行的现实性困难,围绕查封与腾房退地两项具体措施详述了执行环节的具体表现和问题所在,以此论证分析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突破方向和实践进路,以期结合自身职能发挥优势,在监督时重点突出、有的放矢。     

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比较

通过对不同国家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比较,我国在重新设置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时,应建立起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主,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辅的强制执行主体模式。     

人民法院主动参与执行和解研究——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是创新纠纷解决制度，执行和解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更好解决执行难问题，但是目前执行和解的法律规定似乎不尽合理。为了更好地适应执行需要，应当在对目前执行和解制度进行重构的同时，充分发挥法院的司法能动性。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构想——基于司法实践的考量与制度设计

主流观点所主张的侦查人员的证人身份及以此为前提的制度设计,存在立法及实务上所难以解决的矛盾,其可行性令人怀疑。侦查人员作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依职权出庭,通过言词的方式,向法庭说明行使职权过程中所了解的实体事实、程序性事实及相关技术性问题,接受法庭及控辩双方询问的作证方式,更为符合我国的司法国情;司法资源不足的困境,决定了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进行合理限制,并设计若干例外之必要性;此外,具有可行性的程序设计也是解决侦查人员出庭率低之难题所不可或缺的措施之一。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理的反思与突破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是法院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主要依据,但上述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伴随国务院《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施行,涉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将大量涌入法院,使法院在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面临诸多新问题。规则之失下,应积极探索司法裁判、行政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细化合法性及合理性审查标准,妥善处理违法建筑强拆案件,积极应对新规挑战。     

略论执行回转制度

执行回转制度是我国执行救济中除了执行异议外的一项相当重要的制度,对于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执行回转中原受益人应当返还的财产范围以及原受益人和人民法院在执行回转中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应根据具体的条件和情况来确定。     

我国执行救助制度的构建

执行救助是在民事执行过程中,确因客观原因,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尚未实现,且其生活又特别困难时,由法院提供一定物质帮助的救济行为。它受到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热切关注。但是,国家层面的统一制度尚未形成。目前的执行救助主要是各地各级地方法院试点实践的产物,可谓五彩缤纷,形态各异。为了切实保障申请执行人生存权,实现社会和谐,长治久安,亟需构建统一、明确的执行救助国家制度。近年以来的司法实践,为该项制度的构建,廓清了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在此基点上,分析目前执行救助存在的问题,归纳共通的救助范围、对象、程序和具体措施,乃是构建我国统一执行救助制度的理想途径。     

财产刑执行监督问题初探

目前财产刑执行问题迭出的现状表明,我国现行的执行体制及相关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法律未规定执行时效制度和财产刑易科自由刑制度、判处财产刑之前缺乏必要的财产状况调查程序、财产刑由法院执行的体制不合理等。加强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要从工作制度创新的层面入手,寻求监督机制的突破。     

民事执行与检察监督

无论我国的民事执行权依据何种权力分立标准,在学理上如何归类,都不能独自游离于检察监督的体系之外。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拒绝执行程序的检察监督,不仅违反宪法的规定,而且有篡夺立法权之嫌。没有监督的民事执行权难以获得正义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