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视域下善治政府的政策选择——以不丹为例

在这个寻觅幸福和善治的"后GDP时代",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追求国民幸福为执政目标且真正成功实现的国家——不丹,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作为衡量发展标准的"不丹模式"对我国的善治政府道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试从治理理论出发,通过不丹幸福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从政府的合法性、责任性、法治、有效性以及社会资本的良好传承等方面对不丹模式进行深入剖析,试寻找出有益于我国善治政府的政策选择路径。     

“不丹模式”对国民幸福构建的借鉴与启示

追求快乐幸福,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本能和天性。幸福即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则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在让人民满意、使国民幸福成为中国发展主调的现实背景下,强调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的均衡发展,保护资源环境和发展传统文化优先于经济发展,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作为衡量发展标准的不丹模式对提升幸福指数、构建国民幸福不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走进不丹

不丹,一个不起眼的南亚小国,却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用"国民幸福总值(GNH)"或"国民幸福指数"来衡量发展的成果,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不丹旅游走低流量的高端路线,旅游者每人每天最低消费200美金,只能乘坐不丹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进入。这一政策使这个只有70多万人口的国家有着"世外桃源"般的景色和百姓简单质朴的生活。飞机进入不丹必停在小镇帕罗。与大部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相     

国民幸福总值GNH

国民幸福总值GNH这个新鲜概念来源于人口只有80万的佛教国不丹。不丹原为英国殖民地,1949年独立,1971年加入联合国。它虽是君主立宪的国家,但受西方影响很大,至今仍用英语和不丹语“宗卡”作为官方语言。首先提出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的是来自英国留学的不丹首都廷布大学经济学教授扎勒曲宗。他指出:如果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的话,那么我们不丹政府还需要制定一个衡量国民幸福快乐的标准。2001年扎勒曲宗把这个想法写成奏折(建议)并把计算方法上呈不丹国王。国王召集内…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及其思考

“幸福”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许多哲学家都对幸福有所论述。亚里士多德在前人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幸福观”体系。幸福是最高善，是灵魂的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不在于消遣。完善的幸福是沉思。幸福还需要外在的善，诸如中等财富、健康身体、朋友等等。本文结合现实生活进行了两点思考：一是亚里士多德批驳了金钱幸福观，这对于当今社会有重要启示；二是人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幸福，使得幸福具有可实践性。     

近年来国民心态的新变化

国民心态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时期普遍呈现的一种认识倾向、情感倾向和行为倾向的“集合”，是国民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心理反映之“总和”。国民心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反映，既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又受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世界，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水平和程度。     

马克思幸福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梦”研究

幸福作为衡量人们现实生活的精神状态,已经成为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在马克思经典作家看来,现实的人是追求幸福的主体,人的本质是追求幸福的现实衡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追求幸福的保障。中国梦的提出,其实质就是人民幸福之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幸福思想的指导,必须坚持"三个必须",加快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国民幸福指数,才能更好地实现以人民全面幸福为目标的中国梦。     

对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的思考

近年来,国民幸福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地方政府将"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经济增长不是最终追求,只是增进人们幸福的一个手段,因此,在社会发展中既重视GDP又不唯GDP,将GDP和幸福指数等指标互为补充,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依据,有益于社会的良性发展,有助于实现科学发展。     

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幸福离开了劳动，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意大利作家拉·乔乃尼奥里说：“劳动是产生一切力量、一切道德和一切幸福的威力无比的源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我们当真应思量劳动与幸福的关系。     

幸福民生的意蕴及其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视角

古往今来,幸福问题始终是一个恒新的话题。马克思主义从不同方面科学阐述了幸福的物质内核和精神实质。国民的幸福感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识,基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阐述幸福民生的意蕴,赋予了民生问题全新的内涵,并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崭新的视角。构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和谐互动发展模式,是实现幸福民生的根本路径。     

从收入分配改革角度谈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社会各项事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此进程中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国民的富裕感程度参差不齐,总体水平较低,在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国民幸福指数与社会收入分配的内在联系,提升国民幸福感,实现中国梦已成为亟待回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有尊严才有幸福

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渴望尊严？然而，“幸福不是毛毛雨”．“尊严也并不写在纸上”：幸福和尊严，都“看得见、摸得着”。幸福和尊严散落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散落在每个人的工作中，散落在每个人的出行中。尊严属于道德范畴，幸福则遍及人生旅途中的方方面面。     

国民素养：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维度

国民素养的高低，既关系国家的形象，又关乎国民的幸福。而国家形象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民众幸福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交往普遍化的今天，一国民众若因缺乏素养而被其他国家的人看不起，则这个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有幸福感的。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一向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多有批判甚至妖魔化描述，我们可不必在意，因为其中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简单的答案

《空秋千》里有一句话：“荡秋千，来回终究要停在原点，望太远，眼前幸福却忽略。”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我们总是在满心欢喜地企望着那些遥远的幸福。     

人生最高目的

每个人都不免有一个理想，或为温饱，或为名利．或为学问，或为德行，或为事功，或为醇酒妇人，或为斗鸡走狗．所谓“从其大体者为大人，从其小体者为小人”。这种分别以什么为标准呢？哲学家们都承认：人生最高的目的是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东莞

后金融危机时代，只有与时俱进地转型升级，才能为社会继续有效地创造更多的财富，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东莞”作为东莞“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这一战略，既抓住了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也顺应了市民提升生活质量的迫切要求，将对今后东莞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从东莞的实际出发，分析了“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东莞”的意义、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旨在探索建设幸福东莞的策略路径。     

从幸福经济学看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幸福是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满足，从幸福经济学视角，幸福有其评价的标准。从民众幸福的角度来厘清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的辩证关系，才能提高发展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建立新的“民生经济”发展模式。     

论国民参政会对抗战经济的贡献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政府主持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与组成的一个咨询性质的准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不仅是参政参政员发表政见的舞台，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一个战时经济机构。在这一经济机构下，参政员对当时抗战经济作了充分的探讨，提出了很多有利于抗战的经济议案，这些议案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并帮助政府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因而国民参政会在经济上为抗战的胜利作了贡献。     

政治学中的民族议题

突破中国民族话语中以“民族”概念专指少数民族的思维的限制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民族”概念最早形成于欧洲,指的是具有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这样一种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具体表现为国民的共同体,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形成后便将形成过程中经历的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等蕴涵于自身,使其成为蕴涵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的人口组织形式,并为欧洲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的形成奠定基础。在“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拓展以后,不具国家形式的各种历史文化共同体也被以“民族”概念来指称和描述,从而使民族的种类迅速增加。这样的民族共同体又对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和治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国内和国际政治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如此形态多样和影响深远的民族现象,政治学者不能漠然视之,而必须积极主动地关注和研究。由此形成的民族议题,既是政治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解释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和发展及政治学知识体系完备和创新的重要渠道。     

浅析国民信心

"国民信心"并不是一个新词,欧美国家对国民信心十分重视,将其视为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国内鲜有学者对国民信心进行专门研究,将围绕国民信心展开论述,分析其内涵和特点、对国民信心认识存在的误区及如何加强国民信心建设,旨在强调国民信心在当今中国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