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户”和“携带凶器”看《刑法修正案（八）》盗窃罪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明确写入刑法条文中，有其现实的必要性，这无疑是立法上的一次进步。但究其立法技术运用和入罪标准考察方面，将它们看作是盗窃罪的加重情节更为合理，不仅有完备的情节加重犯理论作为基础，适当升格法定刑，做到罪责相一致；而且在探讨盗窃罪既遂未遂的问题上存在着重要的价值。     

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完善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对结果加重犯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而我国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对结果加重犯进行研究,但只是把它作为罪数形态中的一种现象进行理论研究,而没有从立法完善上予以关注。正是因为我国刑法没有对该犯罪形态做出规定,所以导致在处理日常问题的时候出现较大的争议。因此,我们在研究德日刑法的时候,可以取其之长,补己之短,使我国结果加重犯的相关立法得到进一步完善。     

包容加重犯概念之提倡——以“杀害被绑架人”的犯罪形态为切入点

从犯罪形态来看,“杀害被绑架人”的立法属于包容加重犯。包容加重犯是在基本的包容之罪犯罪构成之外,又出现了能够被刑法独立评价的被包容之罪的犯罪行为,刑法规定以包容之罪一罪论处,并规定加重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包容加重犯的立法具有利于实现罪刑均衡、便于司法操作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如何适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绝对确定的死刑等一些问题。因此,包容加重犯的个别立法例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设置包容加重犯的立法也应慎重。     

结果加重犯新探

本文从结果加重犯的形式、分类及结果加重犯的界限等方面对结果加重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结合我国刑法规定提出了结果加重犯的种类,并探讨了结果加重犯的界限、共犯与未遂问题.     

论结果加重犯中的因果关系

按照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一般认为,因果关系属于刑法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要素之一。同样,因果关系也应当是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之一。但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的存在范围及其认定原则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解决结果加重犯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必要条件之一。     

结果加重犯构成要件管窥

结果加重犯历来都是刑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难点问题,尤其是结果加重犯相对于普通犯罪行为(即结果加重犯中所称的基本犯)而言,具有较为特殊的构成要件特征,由此使得结果加重犯成为在刑法范畴中情况比较复杂的犯罪形态。本文尝试从分析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入手,揭示出结果加重犯与基本犯构成方面的异同,以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结果加重犯这一特殊的犯罪形态。     

结果加重犯概念之辨正

对结果加重犯范围的界定应以一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关于基本犯罪引起重结果而被加重法定刑的法律现象作为依据。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结果加重犯,也称加重结果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因此刑法规定加重刑罚的犯罪形态。通说所界定的这一概念是妥当的。     

论结果加重犯的出罪因素

结果加重犯起源于教会法上的自陷禁区原则,是结果责任的残余.理论界承认结果加重犯的立法现状,转而向如何限制结果加重犯的责任承担方向努力,以期通过限缩结果加重犯的方式冲抵结果加重犯作为结果责任体现的消极影响.我国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具有总则不存在规定、行为和加重结果的特征、刑罚等特点,立法特点决定了我国立法中存在的限制因素包括:立法规范目的下的行为和加重结果限制以及社会危害性综合评价下的刑罚限制因素.     

结果加重犯的构造问题探讨

结果加重犯是行为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并基于该行为产生了可归责于行为人的法定加重后果,刑法就此加重行为人刑罚的一类犯罪。结果加重犯的构造则是具体论述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问题。结果加重犯的构造包括其客观构造、主观构造及其法定条件。     

论我国刑法对结果加重犯的处罚原则

结果加重犯是我国刑法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论述对结果加重犯处罚的客观与主观基础 ,认为我国刑法对结果加重犯的处罚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即客观上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主观上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发生具有过失。     

刑法语境中的“致人重伤、死亡”

我国现行刑法典多处使用了“致人重伤、死亡”的表述 ,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在规范性质上 ,具体表现为结果犯中的构成要件结果、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和情节加重犯中的严重情节 ;在刑法价值上 ,既影响定罪 ,又影响量刑 ;在罪过形式上 ,又有单纯故意、单纯过失、故意与过失相混合三种类型。并且 ,刑法中的“致人死亡”不应包括引起被害人自杀的情形     

刑法第133条规定与加重犯理论之冲突

对交通肇事犯罪的基本构成与加重刑新刑法第133条规定了三个不同的内容,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加重犯的基本理论要求.本文运用加重犯基本理论分析三者的关系,揭示其内在矛盾,以期为完善立法、指导司法提供依据.     

论德日刑法对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的分析途径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研究的是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当其中某一部分行为人的行为导致加重结果,其余部分行为人是否应共同就该加重结果负刑事责任.德日刑法的分析途径一般从结果加重犯和共同犯罪两种角度来考察.德国刑法学界的学说探讨是紧紧地以刑法规定为依据的,而这种探讨根据多是形式上的,缺乏对实质根据的探讨.这与德国学者对刑法学的定位紧密相联.日本刑法学界基于共同犯罪理论对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的探讨,与过失犯的共同正犯问题紧密联系.     

海峡两岸遗弃罪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遗弃罪立法各有长短,主要表现在:台湾的具体式立法模式优越于大陆的概括式立法模式;大陆刑法没有把无保护义务者的遗弃行为犯罪化是立法的重大漏洞;大陆遗弃罪主体范围有待扩大,台湾仅特别规定遗弃直系尊亲属罪似有不妥;两岸有关遗弃罪主观方面的理解,虽能自圆其说,但也均存在问题;台湾"刑法"新增阻却遗弃罪排除事由,值得深入研究;台湾将保护法益界定为个人法益以及对遗弃罪规定了不同幅度的法定刑和结果加重犯,值得大陆借鉴。     

共犯的结果加重犯

结果加重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因而刑法规定加重刑罚的犯罪形态。结果加重犯的本质应当立足于危险性理论,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范围与刑罚。基于这种理解,行为人针对基本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形下,共犯也就构成结果加重犯,一般情况下也要对加重结果负责。但是,如果行为人确实难以认识加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或者采取一定措施消除了其行为对加重结果的因果作用,则不应当要求其对加重结果承担责任。     

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新论

虽然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规定于交通肇事罪,但其本身仍具有独立性,认为该情节属于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或者复杂的情节加重犯的观点均不能合理解释相关立法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的主观罪过形式不是过失,而是间接故意。同时,刑法之所以对"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规定了七年到十五年有期徒刑,实际上是因为该情节的法律评价范围包含了对不作为形式间接故意杀人罪的法律评价。     

论结果加重犯的责任

结果加重犯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但因结果责任的影响、主观罪过对刑罚制约的失灵、对行为重复评价、预防目的性论强调过甚等因素,导致结果加重犯的刑罚过重。因此,为调和与限制结果加重犯的责任与刑罚,需要从直接性原则、主观罪过、合法性、条件关系、保护客体等方面进行制约;在立法上增加处断刑,确立具体的刑罚范围,限制自由裁量权;在刑罚目的上使报应与预防统一,强调报应刑的制约作用,克服单一刑罚观导致的重刑色彩。     

不纯正不作为犯先行行为犯罪及其处置的法理分析——兼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

先行行为不仅包括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而且可以是犯罪行为.在先行行为仅为合法行为或者违法行为的场合,固然涉及不到罪数问题,径行针对不作为予以刑法评价即可.而在先行行为构成犯罪的场合,倘若先行行为的具体犯罪并不存在结果加重犯的规定,一律按不作为犯形态处断;倘若先行行为的具体犯罪存在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并且基于"先行行为 自然因素"间断性地造成加重结果,对此可按结果加重犯处置;倘若先行行为构成犯罪,并且基于行为人的"先行行为 一定行动"间断性地造成加重结果,对此应当按照不作为犯形态处断.这一理论规则,也较为合理地诠释了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刑法>规定与相关有权解释.     

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之刑法规制缺陷与矫治

刑法具有保障转基因生物技术合理应用与健康发展并同时防范该技术滥用与畸形发展的作用。我国刑法在规范和保障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与应用方面存在着目标定位不准,具体制度不完善等明显的缺陷。为此,应当采取正确定位刑法在规范转基因生物技术方面的目标,完善具体刑事立法等措施加以矫治。     

刍议结果加重犯中的若干问题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行为犯;基本犯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加重结果的客体与基本犯的客体可以不同;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应结合刑法条文具体认定;认定必须依据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