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法治的又一重大进步——解析《刑法修正案（八）》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涉及对我国《刑法》总则的修正，进一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次性大幅度取消死刑罪名，弥补刑事立法中对老年人从宽处罚的空缺，强化民生的刑法保护，确立和规范了一些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必将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刑法修正案(七)》解读(一)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根据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修改了绑架罪等4个罪名,新增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9个罪名。这次修订遵循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的价值在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得到统一。     

论我国个人信息权的刑法保护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新罪名,揭开了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序幕。我国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立法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犯罪主体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犯罪客观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定刑配置方面需要区别对待。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的死刑制度——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我国减少部分死刑罪名不会对社会治安带来负面影响。削减死刑罪名及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和免死的制度设计体现了我国保留死刑、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     

恐怖犯罪案件法律适用的几个问题

《刑法修正案（三）》对我国现行刑法典有关恐怖犯罪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主要体现在：取消了三个罪名、扩充了两个罪名、增加了三个新罪名。该修正案的颁布也引起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内涵及外延的变化,新旧罪名、罪刑关系的变化,同时,修正案本身也存在某些缺陷和疏漏,这些问题需要在法律适用中引起注意。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思维的转换

回顾从1979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刑法改革之路,可以发现,在犯罪圈的划定与刑罚量的调整方面,我国的刑事立法一直在延续着传统的权力刑法思维,即着眼于权力统治与强化社会管理,以＂秩序＂为价值中心,试图将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所有细节纳入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与之前不同的是,《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削减死刑罪名、强化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保护以及社区矫正立法化等内容,是权利刑法思维的体现。这一重大转变的背后,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普通民众维权活动的增加等国内因素的影响。     

我国近期刑事立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惩治犯罪的需要,各种专门刑法的制定十分迅捷,立法频率逐年加快。从1981年至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5个刑法《补充规定》、《决定》和《条例》,涉及新罪名100多个。新刑法的制定,适应了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的需要,为及时惩治各种经济、刑事犯罪,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治安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对于保证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近年来应急性立法速度过快,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恐怖犯罪案件法律适用的几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三)>对我国现行刑法典有关恐怖犯罪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主要体现在:取消了三个罪名、扩充了两个罪名、增加了三个新罪名.该修正案的颁布也引起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内涵及外延的变化,新旧罪名、罪刑关系的变化,同时,修正案本身也存在某些缺陷和疏漏,这些问题需要在法律适用中引起注意.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主体范围、贿赂范围、利益要件设置、死刑配置、资格刑配置以及行贿罪行为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并且《公约》中若干罪名在《刑法》中尚付阙如。应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等新罪名，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对贿赂犯罪配置资格刑和罚金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     

民生法治观下“民生刑法观”之提倡——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之下,"民生保障"问题本质上是法律问题,是法律对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法律制度之一的刑法,主要从刑事政策、刑法机能、具体罪名设定三个层次来体现民生保障。《刑法修正案(九)》从宏观与微观上体现了我国刑法民生保障的基本特征,故我国刑法可称为"民生刑法"。"民生刑法"是以人为本思想在刑法上的体现,值得提倡。     

我国死刑制度改革述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死刑制度进行了完善:适当减少了死刑罪名;增加规定一般情况下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调整了死刑与生刑的结构关系。此次刑法修正对于死刑制度的改革体现了立法者对于死刑适用进行控制的态度,实现了我国刑罚结构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体现了我国法制建设坚持积极与稳妥并行的思维。现行刑法关于非暴力性贪财图利犯罪和风化犯罪的死刑规定仍有待废除。     

对《刑法修正案（八）》的七点质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改革的推动意义自不容否认,但7处缺憾的存在却使得《刑法修正案（八）》略显粗糙：以刑法修正案消融刑事立法解释的非法性;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总则的合宪性质疑;引入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对未成年犯的过度轻刑化待遇;取消死刑罪名、死缓限制减刑导致刑罚体系结构不谐：社区矫正“尴尬入刑”：危驾入刑有违刑法谦抑性。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中刑法作为一切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在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充实有关犯罪的条款，严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法网；二是降低刑法门槛．修订现行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三是调整刑罚结构，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增设资格刑。     

我国交通犯罪的现状及刑事对策探讨

随着我国现代交通事业的发展，道路交通秩序也越来越重要。我国目前交通事故频发，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惨重，交通安全的现状令人担忧。面对严峻的交通安全形势，我国的刑事对策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交通犯罪的罪名单一，没有形成对交通秩序的立体保护，法定刑偏低，对于一些重大的、恶性的交通犯罪案件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司法实践中对交通犯罪案件也存在过于从宽的办案指导思想。为了完善交通犯罪的刑事对策，必须增加新的罪名，同时注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注重对交通犯罪人的教育改造以实现特殊预防。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行政刑法的基本立场——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统一为视角

从对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理念的梳理来看,二者对行政刑法责任具有相当影响,但行政刑法责任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有机统一的观点具有表面性和形式化。行政刑法产生于市民刑法的背景使得行政刑法的责任必须在市民刑法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行政刑法责任之限制权力和人权保障、刑罚均衡和人道之基本立场。在市民刑法成为我国刑法应有转向的背景下,行政刑法应构成刑法的主体,刑法的转向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转向行政刑法的过程。我国经济犯罪形式的行政刑法之完善亦应在市民刑法理念下进行。     

醉酒驾驶相关犯罪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已将单纯的醉洒驾驶行为单独入罪,但是并没有＂情节恶劣＂的限定。实践中应将醉酒驾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予以排列,对醉酒驾驶行为作出合理量刑,进行刑事处罚。     

犯罪本质反思——兼论规范违反说之提倡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社会危害性一直被视为犯罪的本质特征。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对该提法展开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社会危害性也在争议声中走过了十多年。应当说，对社会危害性的反思，是犯罪论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需要。但从整体上看，社会危害性并非无懈可击，在说明犯罪的实质方面，它必须借助于规范违反说才能得以说明。因此，直接将规范违反说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解决这一争议的最终出路。     

论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契合

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具有契合性,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排除残酷刑罚,明确刑法处罚范围和合理缩小犯罪成立范围。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