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房预告登记制度效力的理解

预告登记是我国物权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建立的制度,它的出台试图刷新我国房地产市场长期存在的"一房二卖"甚至"一房多卖"的现象,使开发商与购房人之间利益较量的天平上向弱势群体一方倾斜了少许。但从法理及结合我国司法实际看,有关预告登记效力的规定似乎有点缺憾。     

法律事实的概念

法律与事实存在着相对的区分。法律事实有别于哲学上的事实、生活事实、制度事实,它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二重属性及规范性、具体性等属性。法律事实是能够引起法律关系演变的事实。站在司法裁判的立场上来看,法律事实是由法律所规定的,被法律职业群体证明、由法官依据法律程序认定的"客观"事实。     

一物二卖的救济与防范

对于一物二卖 ,债权法只能提供事后救济 ,而且其他债权人的特定利益难以实现。在制定物权法时 ,有必要借鉴外国立法例并根据我国的实际加以修正 ,设立可以对一物二卖起到一定防范作用的预登记制度、转交付制度、优先权制度 ,进而构建我国对一物二卖救济与防范的完整法律体系。     

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

<正> Ⅰ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法、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问题,它的对立面是这一领域里的唯心论与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对立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这里所说的"法",是指成文的与不成文的法律规范与原则;"法律制度"是指与法的制定和实施有关的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审判制度、检察制度;"法律思想"主要是指法的理论观念。据此,我们也可以给法哲学下这样的定义:法哲学是研究法律现象与法律意识中的哲学问题的一门科学。     

知识产权的制度风险与法律控制

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中,知识产权法是一种制度文明,也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制度风险。诸如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基因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等,主要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生性"风险。如何克服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先天性缺陷和潜在危机,提高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寻求风险治理机制,是国际知识产权界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治理必须秉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权利观念与责任观念统一、法律控制与技术规制统一等理念,并通过传统知识保护、公共领域保留、开放存取及知识共享协议、知识创新奖励等制度的替代和补充,形成一个应对风险社会的观念体系和制度系统。这是应对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举措,也是实现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目标的法律变革路径。     

关于公证工作的几个原则和效力问题的研究

公证乃是国家公证机关负责证明合同(契约)、委托书等各种法律行为;证明有法律上意义的文件和事实,确认它在法律上具有无可争辩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董必武同志在"八大"的发言中特别指出:"公证制度是认证机关团体和公民法律行为的一种良好制度,……应该予以加速进行."为了使国家的公证制度既迅速而又正确地进行,本文拟就在这方面提出一些意见.     

伯尔曼式法律信仰的实质浅析——对我国法律本质和司法观念的反思

西方国家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社会性是其法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这一观点的提出在中西方的法学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通过对宗教与法律的实质加以区别和联系,伯尔曼将整个西方社会的法律与宗教在制度上的相互促进和影响呈现在世人眼前,其对法律与宗教的历史、文化基础的剖析,以及运用现实的逻辑研究方法使我们清晰的认识到二者相互依赖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法律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更是人类正义的终极体现;而宗教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潜移默化的习惯。伯尔曼式的法律信仰是法律人内心深处对法律制度的一种解读和对法律精神的一种理性情感,这种信仰的实质在于使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并通过与宗教的融合进一步寻找社会和谐发展的良性方式。     

明清州县司法审判中的“人情”因素——以“一女二嫁”、“典雇妻女”、“买休卖休”案件为中心

明清州县官员在审理有关一女二嫁、典雇妻女、买休卖休案件时,其判决结果有时与法律制度有较大的出入。判决结果与法律制度的冲突在明清州县司法审判中是较为常见的现象。这些判决体现了官员们顺人情、体风俗的观念,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基本特点。     

“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划分之反思

从法律文本和立宪意图分析,全国人大只能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弥补全国人大立法不足是现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立法权的首要目标,而防范全国人大常委会侵夺全国人大立法权则是其附带的要求,这二者之间并非平行的目标关系;"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划分,正是这种附带要求的产物。实践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错位以及两种不同的"法律"在效力上的混同,根源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权力关系在制度层面与实践层面存在的张力。     

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问题研究

从法律的内在价值要求、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法律伦理教育是我国法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伦理包括蕴含在法律制度中的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法律行为伦理即职业道德两部分.法律伦理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的法律伦理人格,有助于法律终极目标实现的"社会医生".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法学教育理念的重构和法学教学方法的转变.目前,开展法律伦理教育面临的障碍主要有思想认识上的偏颇,社会"道德滑坡"的大环境以及法律国家主义的影响等.     

民行检察先例制度的构建

一、先例制度概述 先例制度是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重要制度.它是一种在法院判决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和内部联系的非正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体系.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先例制度,与"判例法"在本质上都是"法官造法",但理论界认为"先例"比"判例"更适合我国的法治语境.     

公司治理模式演化争论的法律思维根源

对全球公司制度的演化趋势,统一论与分化论的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的根源在于论者法律思维的差异,并突出表现在现象与标准、法律与事实、宏观与微观、技术与社会等几对范畴上。立足于法律的本质并关注公司制度的选择问题,分化论有说服力;而统一论则因把法律问题简单技术化、混淆事实与规范选择的差异而有明显局限。因此,应当坚持理性的法律思维,坚持公司制度国际演化的"功能统一、形式分化"二元观。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之侵权赔偿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作为一项成熟的法律制度在许多国家与地区法律制度中予以运用,我国《合同法》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这一制度也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前述法律规定却明显缺乏在司法实践环节中的可操作性,尤其是在承租人优先权受损、出租人赔偿责任追究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致使良好的法律制度难以"落地"。文章从法学理论以及经济学理论两个方面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法律制度的性质、意义与价值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肯定了该制度的积极意义与社会价值,在此基础上,对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之赔偿范围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意见与建议。     

我国劳务派遣制度改革的误区与矫正

劳务派遣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种灵活用工形式。从世界范围来看,劳务派遣制度在西方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正经历着从最初限制到逐步放松管制的转型。我国劳务派遣通过《劳动合同法》首次入法并正式制度化的同时,却面临劳动法理论滞后与法律规制缺位的双重困境,以及如何依法治理的纠结。在对劳务派遣认识不足的情形下,该制度改革的主要误区有:在价值理念上以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标准劳动用工来评价劳务派遣这种非标准劳动用工,在制度设计上表现为立法价值取向矛盾、立法规制重点本末倒置、立法技术粗糙失范与立法效果自相矛盾等。劳务派遣的"逆改革"不仅将现有制度带入"深水区",并将导致诸多问题。改革之道首先在于正本清源,回归劳务派遣制度应有的价值功能,统领改革方向与思路;其次在于重塑劳务派遣制度改革的价值理念,核心是以非标准劳动关系及其法律治理来认识劳务派遣,为我国劳务派遣制度改革提供正确的"意思场域";最后是再造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在严格限制劳务派遣的适用范围、优化行业准入与过程管制、理顺法律关系与合理配置权利义务、强化违法成本与责任等方面,实施我国劳务派遣制度改革的"一揽子"配套方略。     

家产制与中国家庭法律的社会适应——一种“实践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家产制作为一种习惯法,与中国的家庭法律及其社会适应性存在着密切关联。对家产制和家庭法律的研究应该采取"实践的法律社会学"态度,通过经验研究来充分展示转型社会对家庭本身的内在需求,从而在法律制度上对这种社会需求给于正确的回应。考察分家模式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家产制是处理中国家庭财产分配的根本制度选择。在产权结构上,家产制具有客体上的公有性、主体上的多元性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身份性等三大特征,从而区别于西方所有权制度。这种特殊的家产制度是中国转型社会的内在需求,因为中国农村的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家产制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从而有助于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另外一方面,家产制有利于补充国家养老能力的不足从而确保城市家庭的稳定和再生产,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然而家庭法律却日益朝着"去家产制"和"私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丧失社会适应性,不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中国的家庭立法应该回归新的家产制,并以其为中心确立起"发展型家庭法律"体系。     

动物法律地位刍议——私法视野下的分析

在动物法律地位问题上,存在"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观点。"肯定论"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忽视了动物不可能具有道德判断能力的事实,在本体论上曲解了法律主体据以享有权利的"内在价值"的含义,在私法理论上带来一系列的难题,在法律制度上缺乏可操作性,故不足取。"否定论"中的"义务论"观点则认为,需要人类保护的动物乃是人类的保护义务的客体。"义务论"既可以达到"肯定论"拟保护动物的目的,又完全不与现有的法律理论和制度相冲突,还具有可操作性,所以是解决动物法律地位问题的最佳方案。     

廉政文化建设的法治化解析

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法治的支撑,通过法律的确立与执行,对政府及民众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人类社会行为的方式有两种,即以文化、思想、道德、习俗为形式的"软"措施和以法律、制度为手段的"硬"措施。廉政文化建设要求我们以"软"的文化为载体,在法律制度等"硬"的方面予以突破。进行廉政文化建设,不仅要在全社会形成廉洁的文化氛围,同时也必须保证我们所立的法是"良法"、"善法",而非"恶法"。因此,廉政文化建设与法治化二者不可分割,构成了统一的有机整体。而廉政立法则为廉政文化建设的法治化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本保障。     

不动产二重买卖研究——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制度设计之比较

<正>在发生一物数卖后,为了对数买受人利益进行合理的取舍与平衡,更为了消除一物数卖对健康市场的不良影响,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物权变动模式都竭尽其力,综合运用法律行为效力、物权变动与对抗等法理规制一物数卖行为。在意思主义法制下,一物数卖的主要问题是数买受人之间的物权对抗问题,意思主义法制下公示对抗力也基本上是放在一物数卖的情形来讨论的。但在形式主义法制下,一物数卖的中心却不是数买受人之间的对抗问题,而是物权归属问题及相关的债权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以一物数卖之典型表现--不动产二重买卖为视角,希图在充分比较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就二重买卖制度设计差异的基础上,对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这两种物权变动模式进行评价,以为在宏观上确立物权变动模式提供更为充分的合理化说明。     

透视矿业权的虚无性

在矿业领域使用最多的"矿业权",是一个多变而不确定的权利体。矿业权,是由明确矿产归属的物权、可以开发的特许授权、实际开发的企业产权虚拟出来的"三面一体"的权利集合;在法律属性上,矿业权多元化地表现为用益物权、准物权以及自物权等;在法律制度上,矿业权的公权属性与私权属性、流转之自由与限制、所属探矿权与采矿权等无不冲突。将各方面综合起来分析,便可以发现矿业权却是虚无的、根本不存在的权利。根据国外经验和矿业的特点,应果断地撤销矿业权,重构为矿产物权、特许权以及开发行为权等矿业的权利体系,以此建立"三权分列"的现代矿业制度。     

信仰或尊重:对法律信仰的反思——由《法律与宗教》引出

伯尔曼在其著作《法律与宗教》中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的命题。其所称对"法律"的信仰乃是广义上"法"的信仰,而绝非仅限于某种法律制度。法律制度作为调整社会的工具,不能被冠以信仰之名。中国没有传统宗教信仰,法律在发展过程中被视为统治者的工具,象征严肃和权威,与信仰无关。且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与伯尔曼所提西方遭遇整体性危机的时代背景相距甚远,其问题在于社会对法律缺乏尊重。当务之急应是建立起良好的法律权威,做到尊重方可谈论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