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妇女的觉醒

天足运动最早抨击中国妇女缠足习俗的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不仅在教会和西方商人所控制的报刊上批评妇女缠足,同时还发起组织了“不缠足会”或“天足会”这样的团体。直到20世纪初,“天足会”始终是不缠足运动的主力。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运动,把“不缠足”作为妇女解放的突破口之一。早在1883年,康有为就在自己的家乡广东南海发起一个“不缠足会”,主张妇女不缠足。一时间,“不缠足”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但在当时封建传统势力过于强大的社会,有的妇女为放足献出了生命。江苏沭阳一个姓徐的富户人家,视子媳倡…     

破茧之美：重绘西方传教士的文学面孔

20世纪2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文艺政治化的发展主潮,＂激进＂的政治功利倾向与无限的民族认同,无情地湮没了中国作家想象西方传教士的审美自由,这导致该时期作家对西方传教士的刻板化与非人化图解,以及文本反殖民主义话语的＂过剩＂生产。新时期以来的西方传教士书写则在一个自由多元的开放语境中,逐渐清除了独断论、工具论的文化逻辑,使西方传教士书写呈现出一种摧枯拉朽、别立新宗的破茧之美。尽管如此,新时期以来的西方传教士重绘仍留下了诸多有待超越的创作盲点。     

是"新妇"还是"西妇"?--梁启超"新妇观"的文化评议

从文化视角看,梁启超"反缠足、兴女学、倡女权"的新妇观,既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男主女从"的范式,却又能"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的时代命题在西方文化大潮冲击下,中国妇女应如何与男子一道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新格局与中国转型社会中,共建中华民族"新民德".梁启超的"新妇观"是真正合乎中国国情的妇女观,而近现代以提倡女性独立人格为主导的妇女解放观,则恰恰是忽视中国国情的"西妇观".     

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报刊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渗入

本文通过对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报刊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介绍的分析,指出尽管传教士在中国办报的目的是将其作为"文字布道"的工具,其中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介绍客观上却对近代中国社会民主思想的萌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论五四新女性的叙事与性别

娜拉--新女性形象上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像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     

无法分隔的公私领域--以下岗女性为例看职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交织关系

传统理论将家庭视为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等"公领域"之外的私人领域,是一个整体和独立的研究单位.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家庭中的男性统治是广大的男性权力的一部分.通过对4位下岗女性的分析,本文力图揭示,在中国城市家庭中,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职业地位有着种种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女性的家庭地位并不是凭空而来,它和其他领域,尤其是职业领域的发展紧密相联.另一方面,女性的较高家庭地位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作用,对女性的发展和劳动性别分工有较强的建构作用.     

文化博弈:西方宗教视野下的中国近代杂志

从宗教的视野观照可以发现,围绕中国近代杂志形成了一个以西方宗教为主体的新学,与以孔孟之道为根本的旧学进行"文化领导权"(hegemony,葛兰西语)博弈的场域.无论是最早由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杂志,还是后来由知识分子主创的一系列期刊,都与西方的宗教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杂志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导权博弈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后现代主义的真谛

在不少人看来，后现代主义是富裕社会中知识分子所玩的无聊游戏，所谓的“碎片化”、“深度模式削平”、“反宏伟叙事”等，乃是知识分子逃避自身历史使命的借口，因此．它绝对不适合刚刚走上现代化之路的中国。这种观点在中国的知识界占了上风，“后学”即后现代主义也已变成一个贬义词。部分曾经鼓吹过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为自己过去的立场感到耻辱，反“后学”的知识分子则乘胜追击残存的后现代主义者。显然．1998年的中国文化界流行的不是“后学”．而是对“后学”的嘲笑。不过。人们很快会发现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自编自演的一…     

反洋教斗争:文化冲突乎?排斥进步文化乎?

所谓“‘义和团反洋教活动起因是中西文化冲突’,是‘排斥进步的西方文化’”的观点,既无史实依据又无理论根据.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并不是当时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化;少数传教士以“传教”为幌子,推行的是本国政府的对华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士强迫中国民众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中国民众对西方殖民文化的反抗;传教士在华开办学堂、创办报纸等活动确实传播了某些西方进步文化,但这并非传教士的主体活动,且“教案”冲突也并非因此引起.     

论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侵略及影响

宗教侵略是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但传教士来华又使西学东渐;反洋教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反帝爱国和盲目排外的双重色彩。     

在世界性青年"反文化"背景中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它发生在世界性的"反文化"背景上,并且获得了形形色色的主要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左"派党团、群众团体和个人的呼应.我认为目前人们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还不大注意这一世界的"反文化"背景,因此也难以深化对这一青年文化现象的认识.考察这一问题,简要地说可以归于这样两个角度:中国红卫兵运动在内在精神和外在表现形式方面,同世界性"反文化"青年运动的相似性及其原因;反过来,则是两者的不同性及其原因.拨开不同社会制度的外观,西方叫做"Anti-es-tablishment"(反正统),中国叫做"炮打司令部",两者都如西方当时激进的理论家所归纳的"解放、打破传统和环境的桎梏"."反正统"意味着"造反"成为一种新的价值目标.一种新的行动哲学,因此在家中造父母的反,在学校里造校长教师的反,在社会上造政府企业领导     

华裔女作家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特质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是一个重要的海外华人群体,对祖先文化一方面表现出深深的眷恋,想通过创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但另一方面,为了融入主流话语,建构自己的身份,又不免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疏离。在她们的作品中,中国文化/母亲被视为＂他者＂,而被扭曲。本文试图探索华裔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如何挣扎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维环境之间的女性形象,揭示华裔女性在两种文化中成长的困惑和艰辛。同时,还探讨了在＂男尊女卑＂的华人社会和白人主流社会双重边缘化的美国华裔女性,在经历了性别和种族歧视后超越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成功地建构了独特的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2008年11月10日《南风窗》刊登文章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呈现出复杂的思想光谱,至少,我们可以发现其沿着两个路向展开。首先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体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部分知识分子认为面对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和精神空虚,只有回到传统的思想资源和心灵智慧,才可能找到诊治的灵药,而儒学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儒学所包含的伦理准则被阐释成现代人必需的心灵鸡汤。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个面向,则是反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     

个体受教育水平与被剩下的概率 ——基于CGSS2015的实证研究

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剩女问题与低学历水平的农村男光棍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5)数据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对男女两性是否被剩下的影响的异质性既体现在不同学历阶段,也体现在城乡层面。一方面,受教育程度对是否被剩下的影响并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在不同的学历阶段存在差异性;另一方面,男性被剩下的概率是女性的3.83倍,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降低男性被剩下的可能性,其中义务教育对缓解农村男性被剩下可能性的效果尤为明显;女性是否被剩下却并不受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此可见教育对男女两性婚姻选择的区隔性:男女比例愈发失衡和城乡二元分割背景下,总数相对过剩的男性需要更多的文化资本(学历)、物质条件(收入)、身体条件(健康状况、BMI)来增加择偶的成功率(避免被剩下);女性则不必面临低学历、不利身体条件所带来的低婚姻匹配率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更要担忧高收入所带来的被剩下的风险。     

性别特质、身体实践与健康风险行为

健康风险行为是建构性别身份认同的重要方面,其中包含着不同性别特质的身体实践。在女性特质的实践中,女性的身体是被视为有缺陷并需要经过现代医疗技术的改造而与健康风险发生关联的;在男性特质的实践中,男性的身体是被视为优越于女性并需要不断以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展演其自身的优越性而与健康风险发生关联的。文章认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不仅女性的身体面临极大的风险,男性的身体同样也是这种性别秩序的牺牲品。     

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清廉?——基于中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

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清廉?学界一直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女性是更加清廉的性别;另一种则认为女性并不必然比男性更加清廉,其清廉与否取决于具体的制度文化环境。通过对中国公职人员进行腐败容忍度问卷调查发现:女性对政府腐败现象的容忍度整体低于男性;对参与机会和网络较多的微小腐败,女性容忍度仍低于男性,但两性间的差异变小;女性对"权色交易"腐败行为的容忍度显著低于男性,且是所有政府具体腐败行为中两性腐败容忍度差值最大的一项。这种差异并不表明女性作为先天的性别就更清廉,而是在性别体制与文化建构中形成的。这对当今中国反腐制度设计具有某些启示意义。     

《从男女之别到男女尊卑——先秦性别角色研究》评介

正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女性主义思潮和性别话语开始进入国内史学研究领域,妇女史/性别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妇女史/性别史研究在西方史学界早已行之有年,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女性也投下较多的关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就译介了多本这一领域的佳作,如伊佩霞的《内闱》、费侠莉的《繁盛之阴》、高彦颐的《闺塾师》和《缠足》、曼素恩的《缀珍录》等,这     

上篇:中国制度缘何如此自信

<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世界观察中国的眼光在发生变化。过去,西方观察者更多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甚至将之视为复制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结果,对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等,则存在较多偏见。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一蹶不振、复苏困难;西方民主制也开始显示出衰败的迹象。西方观察者开始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层面,探讨中国制度的独特性和优势成为研究热点。就国内而言,经济的     

为了忘却的纪念

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精神的感召下,我国各少数民族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踊跃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潮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心血甚至生命。其中,白族的一些优秀知识分子,为了探索救国道路,寻求革命真理,毅然离开家乡,投身到党的各种组织和活动中。     

面对压力的都市女性

一家权威女性调查机构的调查发现,近95%的职业女性都承受各种压力,其中,认为压力"很大"的占15%,认为压力"比较大"的占43%。有31%的女性认为自己的压力大过男性。有58%的女性认为她们承受的压力"永无休止"。其中28%的女人在为"不能适应越来越烈的社会竞争"担惊受怕,这些压力正是当代职业女性的心腹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