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地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述评

我国台湾地区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也取得了斐然成绩。其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以《儿童与少年福利法》和未成年人福利机构为基础的未成年人早期福利性保护制度,以《少年事件处理法》和未成年人司法机构为基础的犯罪少年或虞犯少年的司法保护与矫正更生制度,以及以《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家庭暴力防治法》和被害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为基础的被害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应遵循的原则

在我国,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了危害社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称为未成年人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都作出了不同于成年人案件审理的一些特殊规定,并相应建立起模式不同的少年司法制度。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设立专门的章节规定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只是把一些特殊的规定分散在刑诉法的某些章节之中,且又不完备,这显然与当今的国内外司法实践,对未成年人开展特殊保护已不相适应。 1985年,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的《北京规则》,要求各联合国会员国,总的社会政策应努力促进少年的福利,尽量减少司法干预,对触犯法律的少年给予有效、公平、合乎公道的待遇,既保护青少年的成长,又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同时联合国还要求会员国政府“斟酌情况使本国的立法、政策和做法,待别是在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的培训方面,同《北京规则》相配合,并使有关当局和广大公众注意该规则”。     

建立和完善 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审判制度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运用道德、文化、教育、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少年违法犯罪进行全社会的综合治理，为预防和减少少年犯罪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收到了显著成效。中国法院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北京规则》、《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件与国内立法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在保护少年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少年不受刑事追究和犯罪少年复归社会，特别是在对犯罪少年的人格教育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严格执法 加强保护努力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少年刑事案件的审理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组织基础,也是衡量少年司法制度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要求和《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的规定,本市检察机关在专人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了专门审理机构,至1996年,市检察院及下属的各基层检察院都成立了集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监所检察三     

《利雅得准则》视角下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与实践

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就儿童权利达成普遍共识,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儿童权利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少年司法的国际公约、宣言和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又称《利雅得准则》,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规范性文件,对我国预防未成年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启示作用。作为相关公约的缔约国,为履行国际义务,我国于1999年颁布实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该法顺应国际立法趋势,总体上坚持以逐级预防理论为指导,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不良行为"专门法律概念等;同时该法也存在立法思路不清晰、重要制度不健全、法律可操作性不强、预防主体职责不明确、法律实施的相关保障不到位等不足之处,迫切需要修改和完善,及时解决法律适用中呈现的突出问题,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的构建——以上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践为视角

少年司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刑事诉讼法》专章确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并规定了一系列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制度,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但实践中,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都处于探索阶段。从少年司法的原则和理念、国内外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分析,构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是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的可行路径。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启示

在日本《少年法》当中，“虞犯少年”概念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倾向所作的立法定位。由于虞犯少年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因而它又属于日本的少年司法事务。虞犯少年的矫正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处分的过程，从制度上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干预教育。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少年不良行为，但并未设置虞犯概念，有必要借鉴日本《少年法》的相关制度。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启示

在日本《少年法》当中，“虞犯少年”概念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倾向所作的立法定位。由于虞犯少年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因而它又属于日本的少年司法事务。虞犯少年的矫正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处分的过程，从制度上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干预教育。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少年不良行为，但并未设置虞犯概念，有必要借鉴日本《少年法》的相关制度。     

关于构建有中国特色少年法院的思考

自美国在十九世纪末首创“国家亲权”理念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随着少年司法制度在世界各国的深入发展，很多国家还参加签订了旨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也颁布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一系列指导少年司法制度的司法准则。     

《青少年犯罪问题》“少年司法”研究综述

<正>少年司法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核心部分之一,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先进理念、原则或者制度往往是从少年司法制度开始发展的。因此,对于《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而言,其特别注重将"少年司法"打造成品牌栏目,从而使之成为我国少年司法理论研究的一块重要阵地。在本刊的"少年司法"栏目中,其最为根本的原则是秉持"少年最佳利益原则",这是本栏目最为深刻的价值理念基础,其他一切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或原则都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在具体内容上,"少年司法"栏目不仅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的     

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想

与立法成果相比,我国少年司法机构的建立大大滞后了。建立少年法院,有利于对少年案件量刑的综合平衡,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少年案件的“延伸”工作,确保对少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工作;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少年案件的审判统一实施法律监督;也有利于探索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使《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执行落到实处,本文并对未来少年法院的基本模式作了构想。     

澳大利亚少年司法系统和新南威尔士州少年司法的新趋势

澳大利亚少年司法体制包括法律的主体、机构和法庭审理程序，是立法在现实中的展开和运用，而立法是司法运作的法律前提。澳大利亚关于未成年人的立法框架包括《1987年儿童（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少年罪犯法》，这两项法律确保了在法律面前儿童享有和成人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以及一系列的其他特殊权利，这是针对全国范围而言，是地方各州少年司法制度运作的宏观背景。具体到新南威尔士州中，其少年司法系统近些年来也出现一些新的趋势，这在新南威尔士州儿童法院的司法程序中可以得到明确体现，其包括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逮捕、保释等多个方面，从而为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保障提供了具体的运作环境。     

意大利《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评析与启示

意大利于1988年颁布了第一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这部法律不断重申教育与保护的理念,在充分性、最小伤害、去污名化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了许多创新措施,并不断完善从侦查、检察到审判的环节,将未成年人尽可能地分流到刑罚体系之外,采用替代刑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社会观护。该法始终将未成年人权利放在第一位,具有司法保护和福利的双重性,是意大利少年司法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基础,在意大利少年司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春风化雨终有时——来自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的报告

法国作家雨果说：“每教好一个孩子，就减少了一个败类。”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对此，成立不久的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少年刑事案件实施个案性质的社会调查，是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普遍规定的一种做法或程序。许多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少年刑事案件非经社会调查，并提出调查报告，不得宣告刑罚。对这一做法或程序，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     

论国际化视野下的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保护

在联合国及其下属的有关组织通过的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中,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保护有许多标准规定。考察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现状,与国际标准相比,不管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仍存在一定差距。如何以国际标准为参照,进一步规范和改进我国的未成年犯罪人司法保护制度,以更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更好地挽救和改造失足少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浅谈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儿童权利保护

随着国际、国内儿童权利保护以及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与进步，我国各地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正在进行着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积极探索。昆明市盘龙区未成年人司法试点项目就是这样的一个试点，它力图从程序到实体，在未成年人案件的调查、审理、处置上，探索更为合理有效的做法。2002年6月，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与救助儿童会共同启动实施盘龙区未成年人司法试点项目，它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法律、法规，并参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美国矫正型少年司法的科学回归——发展型少年司法

发展型少年司法是美国继矫正型少年司法、严惩型少年司法之后出现的最新的少年司法模式,其以有关青春期个体生理、心理发展的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成果为基础,重申刑事司法体系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应当区别对待,要关注青春期个体的特殊性。同时,认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与保障公共安全并重以及宪法正当程序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重要性。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考核评价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目前制约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乃至少年司法发展的一大因素,是没有建立独立的、符合少年司法规律以及案件办理特点的考核评价机制。现有考核评价机制基本上是以办理成人案件为标准设计的,以此评价少年司法工作,不利于对少年司法工作者的辛苦付出给予客观、公正评价,也不利于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制度落地生根。应建立科学的少年司法考核评价机制,以期对我国少年司法的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对犯罪少年释放后帮教工作的建议

少年罪犯回归帮教工作是一项战线长、层次多、范围广、情况复杂的社会性工作,要搞好这项工作,应从长治久安着眼,制定法规并建立起帮教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轨道,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去进行.1.应制定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相配套的少年刑法、少年罪犯矫治法.这些法规除在办案、审讯、量刑等方面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外,对包括少年刑满释放人员和释放时已年逾十八岁的原少年犯的回归帮教在内的司法矫治,都应作出相应规定,把所内惩罚教育改造与出所后的社会帮教衔接起来.     

刑罚适用区域性考察及其罚则改革研究（上）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未成年人本为拥有独立“权利”的个体，应当予以有别于成年人的特殊法律保护。就此，联系我国有关情况看，虽然我国早在1991年业已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在之后相继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系列关涉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等。但是，毋庸讳言，在刑事立法与司法领域，特别是在刑罚种类设计及其适用上，我国立法机关在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上，所做相当不够。例如，迄今为止，对未成年人犯罪，除《刑4法》第17条法定的应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规定外，无论是刑种设计还是其他刑罚裁量制度、执行制度上，国家均无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专门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