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之实现

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和赋予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并未落到实处,且遭到了来自侦查机关的种种干扰和阻挠.横亘在律师面前的有三大困难,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其中,"会见难"问题尤为突出.结合司法实践,对律师会见的现状、会见难的原因做了分析深层次,最后对解决如何完善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提出了建议.     

小议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准备性权利,为律师权的核心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实施情况却是难以令人满意,辩护律师取证几乎无证据可查,调查取证权实为空说。为突破以上瓶颈,新《律师法》作出新规定,目的是落实辩护律师的核心权利,实现控辩双方权益均衡,但或种种因素,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仍存在大量问题,调查取证权难以落实。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对策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身份;增设取证时的录音、录像权,强化被调查人、证人的配合义务;补充申请调查取证的救济程序。     

检察环节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思考

检察环节加强律师执业保障,是法治进步的外在表现,是人权保障的内在要求。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作出了新规定,同时对检察机关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公信力提出了新要求。面对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新期待,检察机关要切实转变执法理念,建立健全检察人员与律师执业之间的衔接机制,强化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从根本上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问题。     

从国际比较角度论我国律师辩护权利制度的完善

从国际比较角度出发,考察研究了法治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对于辩护律师权利的相关规定,重点分析了我国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进步与不足之处,为完善我国律师辩护权利制度提出相应的建议。     

新《律师法》第33条实施中的几个问题探析

根据新《律师法》第33条对律师"会见权"问题的规定,律师第一次会见时间被再度提前,律师应该享有讯问在场权;律师会见时所带证件应该接受侦查机关形式上的审查;律师会见时间和次数不应当受到不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不应该派员在场;律师"会见权"受到侵害后,不宜提起行政诉讼或申请行政复议。     

新《律师法》实施后的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问题

2008年6月1日，新增、修订条款多达40余条的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是一大亮点，着重解决“会见难”等长期存在于律师界的“老大难”问题。自新法实施以来，“会见难”等问题仍时有浮出水面，可见新《律师法》并未彻底解决固有问题。本文通过总结新《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改进，结合实施后的现有效果，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相应地提出有关措施，希望能对完善立法和司法有所帮助。     

论被追诉人约见权

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追诉人约见值班律师的权利,以保障被追诉人能及时地获得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但在委托或指派律师的案件中,在押的被追诉人尚不享有约见辩护律师的权利。我国立法未赋予被追诉人约见权的原因主要是辩护人中心主义的诉讼传统、过于强调被追诉人言词证据提供者的诉讼角色以及立法对辩护律师行使会见权的信任与被追诉人滥用约见权的担忧。我国亟待构建涵盖权利告知、行使时间、权利限制以及权利救济在内的约见权体系。     

论辩护律师的阅卷权

实行辩护律师阅卷制度，是辩护律师收集证据的局限性和履行辩护人责任所必需的。我国修正后的刑诉法在审判程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赋予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利不够完善并缺乏有力的保障，“使得原来刑诉法中的律师查阅全部证据的权利在新法中处于一种虚置的状态。”这就为辩护律师在新刑诉法中如何恰当的行使阅卷权以及司法机关如何保障辩护律师充分行使阅卷权设置了保障。笔者拟对涉及辩护律师阅卷权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以保证阅卷制度的有效运作。     

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

刑事诉讼中,律师介入刑事侦查是现行<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所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尽管新修订的<律师法>对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的改革完善力度很大,但同世界各国比较而言,我国<刑诉法>以及相关法律有关侦查阶段的律师介入制度仍然是不成熟、欠完善的.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权利扩展、身份定位、享有的权能等问题均有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之必要.     

新刑诉法给检察权运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证据制度和辩护制度的修改为视角

此次新刑诉法围绕证据制度和辩护制度做了幅度较大的修改和完善,涉及律师会见、律师阅卷、证人出庭、调查取证、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分配等多个方面,将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特别是检察权的行使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机遇也包括挑战,立足新刑诉法的修改,做好相关梳理和研究十分必要。     

侵犯律师辩护权之程序救济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多项权利,以保障其辩护权的顺利实施。刚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但是单纯地赋予其权利而没有相应的侵权救济机制是不能顺利实现保障其辩护权的目的的。只有在赋予权利的基础上辅之以程序救济机制,才能使其辩护权得到更好的实施。     

律师刑事辩护的困惑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自颁布实施至今已有七年多的时间,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的辩护权利遇到了许多障碍和困惑,这既有立法的缺陷,也有司法实践中律师行使辩护权利所遇到的重重阻力。     

有关"律师在场权"立法的几点思考

律师在场权作为刑事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但该项权利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现阶段在我国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还存在犯罪嫌疑人经济状况较差、现有的律师资源不足、律师的权利保障不力、法律援助落实困难、看守所不中立等诸多不利因素。针对这种实际,建立我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只能规定特定的案件适用范围,并赋予律师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应有具体的程序保障和行之有效的律师在场权开始时间,同时,还必须有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律师刑事豁免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的跟进。     

完善律师辩护权的对策探讨

律师是人权保障的实践者,人权保障涉及的范围很广,既包括追诉人的权利,也包括已被判刑的犯罪人的权利。本文分析了我国律师行使辩护权的现状,在分析了辩护权性质的基础上,借鉴各国先进做法,提出了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辩护权,强化辩护律师人权保护的对策。     

浅析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对《公司法》第72条第2、3款的解析与立法建议

通过对"同等条件"的确定标准、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和是否行使该权利的法律后果、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的效力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立法建议:建立"同等条件"的确定标准;明确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确立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和是否行使该权利的法律后果;阐明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的效力。     

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定的得失及其完善——新律师法第38条评析

新律师法在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定上既有明显进步,又存在一定缺失。其进步的方面为:将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规定为职业秘密保守的范围,将秘密所属主体从委托人扩展到其他人,废除了"隐瞒事实、隐瞒证据"的规定。其缺失表现为:律师保守职业秘密单纯强调义务的价值倾向没有发生变化,对律师保密例外范围界定模糊。鉴于新律师法的缺失,有必要建立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则。     

错案防范视野下的辩护律师侦查参与

强化辩护律师的侦查参与有利于弥补犯罪嫌疑人辩护能力的不足,促进取证行为的规范以及侦查水平的提高,更好地查明事实真相,从而实现对冤假错案的有效防范。近年来,我国关于辩护律师参与侦查的法律规定逐步完善,但是依然存在掣肘辩护权有效实现的因素。应当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辩护的适用范围,强化法律援助辩护的质量监管,发挥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制度效用,实现侦查讯问时辩护律师的间接在场,明确辩护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收集证据材料,取消辩护律师收集被害方证据材料需经同意的规定。     

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定的缺失及其完善——新律师法第38条评析

新律师法在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定上既有明显进步,又存在一定缺失。其进步的方面为:将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规定为职业秘密保守的范围,将秘密所属主体从委托人扩展到其他人,废除了隐瞒事实、隐瞒证据的规定。其缺失表现为:律师保守职业秘密单纯强调义务的价值倾向没有发生变化,对律师保密例外范围界定模糊。鉴于新律师法的缺失,有必要建立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则。     

略论律师执业豁免权

新律师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职业豁免权,这一规定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的规定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如仅将律师执业豁免权限定在庭审时,缺乏其他配套法规的支撑等.应建立健全该项权利的相关制度,废除或修订相关法律.     

我国股东查阅权的保障与限制

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核心内容,也是股东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公司法》对查阅权做出了规定,但对于股东查阅权的行使范围、主体要件、行使程序、法律责任及司法救济程序等问题缺乏必要的规定,很多细则还有待完善。应该明确有关股东查阅权的具体规范,增加必要限制,并设置有效的救济途径,更好地保障股东查阅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