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研究: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我国区域地方政府在跨界公共事务协作方面遇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区域政策的实际执行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都市圈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协作进程及其运转机制的分析与评估,发现其虽在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协作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但区域治理中的"碎片化"状况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必须构建京津冀都市圈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以推进区域内地方政府的有效协作。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推进都市圈内各个地方政府自身行政管理体系的整合,构建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性协作治理网络是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有益尝试。     

整合与协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

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是现代政府管理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近年来,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甚至升级,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政府为主体的单一监管以及政府系统内碎片化的监管体制的弊端逐渐凸显.构建政府系统内整合监管以及政府与社会协同监管体制将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     

跨部门协同的治理叙事、中国适用性及理论完善

对于跨部门协同的既有研究多从政府管理角度探讨,将跨部门协同视为整体性政府的具体运作。事实上,准确地说,跨部门协同是关于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等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叙事表达。目前,从治理的角度理解跨部门协同还不够深入、完善,全面地检视跨部门协同的治理叙事,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厘清。跨部门协同虽然在中国公共事务治理实践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也存在一些亟待弥补的解释局限。面向中国公共事务治理的具体实践,提升跨部门协同理论在中国特色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的概念适用性和理论解释力,需要立足于"政党—政府—社会""政府创制社会"的治理情境,对跨部门协同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完善。党政主导型协同是对中国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跨部门协同更为准确的概括和表达,它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跨部门协同理论在解释中国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的局限。     

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关键变量的分析框架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公共管理的跨界区域治理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协调和整合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五年之际,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可以看出,京津冀在协同治理取得进展的同时,还面临治理目标粗犷、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客体失衡、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利益、资源等显性因素的影响,又有社会资本、文化等隐性因素的影响,还受体制、制度等共享因素的制约。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平衡地方利益,培育合作文化与社会资本,建立跨域协同治理机构及差异化绩效考核制度,建立资源协调的跨域协同治理网络。     

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探析

伴随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协同治理应运而生,治理主体逐渐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在治理过程中,有效整合各方力量,探寻多主体治理的协同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探寻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需要首先理清多主体共同治理的维度。多主体协同治理应当有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管理职能的协调三个方面。健全协同治理的机制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治理主体自身的建设,这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与社会组织的完善;二是治理主体责任机制的建立;三是多主体联动体系建设,包括加强信息化建设,组织网络衔接以及工作制度衔接。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地方治理进程中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研究

政府网络管理能力不足是地方治理进程中遇到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加强网络管理能力建设,提升治理绩效,实现地方公共事务的"善治",是网络治理环境中地方政府承担和履行"元治理"角色的首要任务。当前,在适应社会变迁、推动治理变革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急需强化网络管理各个阶段的责任和核心能力,以消除地方治理的各种障碍因素,实现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社会协同治理困境的探究

社会协同治理的本质是从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单一掌控转向政府与社会双向合作治理的过程。现代文明的构建,"五位一体"的提出,预示着中国社会正逐渐走向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现代化进程,社会治理无论涉及的范围还是复杂的程度都大大增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同治理"的理念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以社会协同治理作为当前社会转型下的主要社会治理模式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居民自治力量发育严重不足,居民参与意识不强,使得社会协同治理面临"主体精神意识缺失""强一元主体理念横行""缺乏顶层设计战略机制"等困境。     

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协调机制

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具有跨地域性特点,涉及多个地方政府的利益协调.利益主体众多、管理制度不完善、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容易引发府际冲突,影响项目顺利实施.如何有效解决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问题,已成为工程项目管理以及府际治理的重要方向.府际合作能够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有利于跨区域公共事务的实施和发展.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以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为研究对象,分析冲突的表现方式和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主体协同、制度协同、利益协同"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机制,可以实现横向府际冲突协调,对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管理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促进项目的顺利实施,实现区域共同发展.     

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公共卫生事件演化机理非常复杂,涉及管理环节多,覆盖面广,影响大,它本身的不确定性让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需要倡导和调动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进行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治理。但当前在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在治理主体的合作以及公众参与方面依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因此,以协同理论为指导,完善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立法以及协同治理法规制度,规范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构建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运行网络,培育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就成为了实现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中不同要素、不同系统、不同部门协同增效的有效路径。     

平台型治理:内涵、缘由及价值析论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是公共部门在治权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利用多边(双边)平台的空间、资源与规则,联接相关利益群体以促进他们之间互动合作、相互满足并创造公共价值的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为公共事务共治提供了操作框架,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与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空间、渠道、工具和机制。平台型治理模式是平台时代、合作治理时代、全球化3.0时代、信息时代、创新2.0与政府2.0时代的产物,也是走出治理困境、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需要。重视和加强平台型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国家安全的总体性能力：现实逻辑与分析框架

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安全威胁呈现出主体的广泛性、演化的非线性和空间的跨域性等特征。由于以专业化分工和程序主义为基础的科层制已难以适应风险社会的跨界治理要求，因此网络结构成为当前应对风险复合化、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样态。通过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检视发现，整合与协同是提升国家安全总体性能力的两大逻辑，制度能力、总成能力和协同能力是实现国家安全整体性治理的能力基础。研究认为，国家应建构以整合逻辑为导向的治理结构，在制度体系、运作机制和操作性规范等三个层次提供制度性支撑；依靠权威推动和治理技术，实现政府体系的整体性协调；综合运用安全意识提升、信息沟通、知识共享和优势互补策略，实现国家与社会在安全领域的有效合作。     

网络治理:政治价值与现实困境

网络治理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结合了第三方政府和协同政府的优点,强调在服务过程中公民应该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网络治理强调主体由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公共利益成为各个行动主体的共同追求,充分体现出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政治价值。但"理性经济人"的存在不可避免会出现合作困境,"搭便车"效应也可能会导致参与困境,职责难以划分会出现责任困境,而公民直接参与则会危及代议制政府、政府空心化从而出现合法性危机。     

属地管理与基层自主性 ——乡镇政府如何应对有责无权的治理困境

属地管理作为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强调以地域来划分政府间责任,并赋予属地政府以一定的自主空间,以期实现守土有责的制度目标。对粤东Z镇的调查显示:基层治理中的属地管理更多地是一种责任落实与追究机制,并逐渐演变为上级职能部门甩锅推责的工具,乡镇政府由此陷入一种有责无权的治理困境。但属地高压下的乡镇政府能够充分发挥能动者的作用,发展出一套基于基层自主性的应对之策,其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乡镇能够依据属地管理任务的事件属性来自主选择应对策略。基层自主性既是一种现实图景,也构成一种审视基层政府角色的分析视角,从而有助于理解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也有助于拓展“压力型体制”和“行政发包制”的理论解释力。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客观趋势、逻辑进路与机制建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群团组织实现现代转型,由凸显行政性的政治功能转向兼顾政治功能与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功能。参与社会治理是群团组织重塑功能的根本路径,它因应了社会治理对群团组织的时代要求,是破解当前社会组织发展困境、促成协同治理结构优化的实践需求。群团组织的功能重塑也使之形成特殊的参与进路:以合作平台的创设与搭建优化社会治理的组织逻辑,以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再造增强社会治理的主体能力,以群体利益的代表与整合促进社会治理的利益共识。这种逻辑进路要求群团组织与政府、社会组织和所联系群众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确认,具体表现为群团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协同互促机制、与社会组织的协作互补机制以及与所联系群众的协调共融机制。     

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 ——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多主体责任落实——基于我国十大典型药害事件的案例分析

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本质是一种合作治理,要求多元利益主体在厘清责任和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与配合。通过运用多案例分析法考察我国典型药害事件的治理责任落实情况,发现各主体责任彼此孤立、整体责任落实呈碎片化特征。基于多主体责任分析框架,可从四个方面落实协同治理的多主体责任路径:重视全方位监管,健全政府责任体系;外部规范与内部自律同时作用,强化企业第一责任意识;整合外部协同力量,提升社会履责能力;建立政府、企业与社会联动监管机制,进一步规范药品监管工作的内容和程序,明确各责任主体在工作协调联动过程中的有关职责。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协同治理审视下的药品安全及其治道逻辑

药品安全由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两部分构成,具有跨部门、跨领域和跨层级的特点,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需要协同治理予以提升。在整体性的协同分析框架下,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可分为府际协同、部门协同和内外协同等三个实践维度,并且在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上呈现出协同演化的交互过程。在此过程中,协同治理要秉持有理有据、有度有节的实践原则,理性把握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中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的迷思、部门联动与行政协调的困境以及地方社会共治的局限性等问题。     

协同治理视域下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探析

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农村基层治理已步入协同治理的时代,在全社会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发挥政府、农民、村两委、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从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出发,以协同治理为研究视角,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系统研究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