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社区治理的多元转向与结构优化

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范围内不同治理主体依靠资源互动进行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计划经济时代的社区治理注重行政决策的控制,真正的社区治理需要社区决策权的多元优化配置。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结构的单一范式与社区治理多元化必然产生内在矛盾。社区治理结构优化中,外部条件上需要放权,内部场域需要民主、法治化的自治机制。因此,社区自治权保障成为核心要素,包括社区组织权力及社区居民参与权保障。而要基于社区自治权保障重构社区治理结构,首先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厘清行政管理权与社区自治权的边界,明确社区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其次需要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在民主、法治条件下充分发挥社区组织权能,并保障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城市社区事务治理与合作型权力结构重塑

城市社区事务的治理是政党、行政、居民和物权等几方面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其反映核心要素的权力结构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在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中,社区居民处于中心地位,社区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社区居委会承担着实现居民自治的核心功能,社区业主组织承担着实现物权法治的重要任务。重塑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要补齐社区业主和物业服务组织要素,根据共同体治理的要求定位党组织的角色地位,按照去行政化的方向调整居委会和服务站的关系,通过组织间交叉任职实现党组织、居委会和业主组织的互动合作。     

公益性事业单位行政化的弊端与治理对策

我国公益性事业单位在长期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化倾向,这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造成的,包括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自身治理结构缺失以及制度缺失等。公益性事业单位行政化对组织自身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都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需要进行去行政化改革,可以从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监管、实现管办分离等方面进行改革的探索。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考察中国乡村治理历史及其变迁过程,必须着重关注乡村社会与政府两个层面,抓住“自治”和“行政”两条主线。当前我国乡治由于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各自及相互间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引发冲突和黑恶化,使乡治陷入困境。这一困境可概括为:“强制行政化”悖论和“乡村自治”悖论,表明我国乡治需要改革,新的乡治改革思路是自治行政化。     

是走向社区自治还是建立社区治理结构——关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定位的思考

我国学术界将正在进行的城市社区建设目标定位为走向社区自治,这个定位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社区自治理论存在着严重缺陷。本文从政府对社区建设的目标追求、社区居委会的双重性质、社区治理的相关主体、社区公共事务的性质以及政府社会职能转变等方面展开论述,试图论证我国社区建设的目标应该定位为建立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而不是走向社区自治。     

政治治理与社区治理的冲突——基于对甘肃省东部景张村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东部景张村的实证调查,以景、张村的合并为重点分析对象,探讨了其政治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内部不均衡以及与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向——乡村社区重建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认为,村民自治中所渗透的社区治理是社会自组织力量发育、完善的温床,而单从行政效率出发试图通过村组合并整合乡村社会的行为,不但没有减少行政成本,而且抑制了村民自治向纵深发展。政治治理与社区治理的冲突的解决出路在于改革乡镇政治治理结构。只有贯彻社区治理才是最终走向城乡一元化发展的途径。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民族社区管理问题及对策——以凉山州彝族自治州为例

城市社区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社区管理工作中,行政化倾向突出,政府习惯于直接"安排"社区管理工作。社区工作人员数量严重不足,整体素质不高。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当转变职能,培养社区人才,加强协同治理,促进居民自治。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主辅结构与模糊化运作:城市社区的简约治理机制

社区治理实践中的多元主体并未出现"共治"格局,而是呈现主辅关系。主辅结构及其协作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基层治理中的简约主义原则的延续和发展,奠定了当下社区简约治理运作机制的基础。社区简约治理运作机制可以概括为"模糊化运作",包括模糊化分工、人情化动员、梯度化资源配置与柔性化权力运用等主要策略,是社区主辅结构在简约治理中的主要运作逻辑。陌生人社会和去政治化动员是社区简约治理演变的主要特点,并由此形成社区风险规避、选择性应付和去群众化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基层组织脱嵌化,这将透支简约治理赖以维系的社会性资源,社区治理演变成少数人的游戏,简约治理最终解体。     

政党整合型熟人社区治理：老旧社区治理模式探索——以Y市D社区为样本

老旧社区是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一大难题。集体危害品累积与碎片化的治理格局、复杂产权结构与群体利益分化以及传统思维模式与现代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共同构成老旧社区治理的复杂情境。Y市D社区通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整合社区治理结构、设立多元自治组织激活社区公共精神、创建家庭文明诚信档案制度等,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逐步摆脱老旧社区治理掣肘,打造出一种政党整合型的现代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现代熟人社区是在基层党组织的整合中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共同体,基于居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在老旧社区治理中推广该模式,需要在目标框架中遵循其实践逻辑,吸收典型经验进行自主化探索。     

治理视野中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问题、悖论与出路

大国治理的基石在基层。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各地陆续进行城市基层管理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在范畴上,基层管理被狭隘地界定在社区层面;在结构上,存在"强政府弱社会、党的作用未摆正"的误区;在机制上,存在"社会管理行政化"和"服务外包简单化"的局限。由于理论预设与现实环境的非对称性,城市基层管理凸显出"主观减负与长期增压、小政府主张与弱社会现实、赋权社会与权力回旋"等三重悖论。总体而言,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凸显出"问题导向"的特征,未触及治理的根本,特别是在社会赋权方面缺乏战略布局。未来改革的出路在于:跳出社区谈基层,做好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衔接;培育社会力量、摆正政党位置,完善基层管理的结构;正视赋权社会,推动城市基层管理社会化。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阶段、方向与重点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从单向度的行政化阶段过渡到双向度的行政化与社会化结合阶段,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推动的社区建设新局面。客观上看,社区建设仍然面临组织体系"碎片化"和主体能力不足的现实挑战。为此,围绕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新阶段的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应实现治理体制从管理到治理、组织机构从分割到整合、社工队伍专业化与职业化平衡发展、居民行为从旁观到参与的转向。并以有效整合基层行政体系和大力培育社区社会性要素为建设重点,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高职院校治理结构困境与优化研究

优化与完善符合高职院校特点的治理结构,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实践检验,这是促进高职院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主体需求。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状与其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高职院校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包括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问题、行政化问题、内部监督管理问题、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问题等。高职院校治理结构优化路径包括建立体现高职教育特点的治理体系、优化高职院校治理结构、创新高职院校治理的运行机制,进而提升高职院校治理能力,实现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社区管理体制涉及我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取向,以及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及与行政相调适的问题,目前主要存在行政化和自治能力不足、参与机制不完善等现实困境。解决社区行政与自治的调适问题应区分社区管理体制的两种理解,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和自治机制,明确界定社区自治的内容和范围,构建居民群众广泛参与和自主决策、管理、服务、监督的自治机制,构建社区与政府双向互动的议事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