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完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政策性金融是弥补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的最佳工具,因此,应对现有的农村政策性银行进行改革,并针对农业风险转移的需要,构建农村政策性保险体制。     

博弈分析的高校职称评定激励机制

本文依据博弈理论分析了我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过程中的激励机制,结果发现不仅尽职激励合约缺失,敬业激励合约也缺失,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建立真正的教师聘任制度,明确尽职激励合约与敬业激励合约的激励界区;同时必须建立与敬业激励相容的晋升制度,逐步废除非敬业激励相容的晋升评定指标。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代表与选民关系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解决代理问题的最佳办法应是建立一套既能够有效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又能激励代理人按委托人的旨意及设立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减少代理成本的激励与监督约束机制。委托代理理论最初是被经济学家用于研究现代企业,即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造成的委托人利益受损现象。但是,事实上在公共行政领域也存在着众多的委托代理关系,也产生了一些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代理问题。本文着重探讨我国代表与选民关系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并提出解决代理问题的相应对策。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现状及发展建议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从当前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农业贷款情况、小额信贷情况、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农村政策性金融等方面来分析,我国下一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应在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基础上,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适度竞争、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委托代理合约与报酬契约

由于存在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授权行为,形成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最优合同安排应该是他们效用函数之和的最大化。因此,可以设计一个最优激励报酬合同,诱导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职业经理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采取对股东最有利的行动,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更好地满足股东的利益。     

基于委托代理分析框架的服务外包激励合约设计

本文分析了服务外包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不仅仅是单任务的接包委托代理关系，还涉及到了服务外包中质量、时间及内容等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以此为基础，本文构建了单任务的服务外包激励合约与多任务的服务外包激励合约。多任务激励合约表明：激励强度与接包方在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系数正相关；与风险规避程度负相关；与噪音负相关，与噪音的方差正相关。从而为服务外包激励合约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激励与公司绩效、规模的相关性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湖南省上市公司经营者激励与公司绩效机理研究 ,指出湖南省上市公司绩效、规模、经营者持股和年度报酬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究其原因 ,是因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要么属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合二为一的内部人控制 ,要么是属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相分离的“政企不分” ;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 ,它们共同的弊端就是没有科学的激励、绩效机理理论指导和合理、有效的激励政策规范     

对我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相关分析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是农村金融运行的核心,然而目前我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却面临功能缺失、逆向流出和结构性失调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应从完善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促进资金回流、推进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着手解决。     

企业高管人员内部控制权激励——以品德能力为视角

控制权能满足因名誉、地位提升所带来的心理满足及在职消费利益,因而能对企业高管人员产生激励。当薪酬激励的作用受到局限时,将能力、品德作为控制权激励合约设计的依据,将产生以下好处：可克服管理者的短期行为,促使其提升能力水平并注重自己的声誉,从而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和收益。探讨企业高管人员的品德能力状况与其控制权大小的关系,研究表明：控制权大小与被授权人品德能力的匹配程度,将决定激励的效果,事实上这是一个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博弈过程。只有当高管人员的品德能力在较高水平时,授予其较大的控制权,才能实现激励效应最大化,否则,可能产生负面的结果。值得说明的是,控制权激励的有效实施,还需要声誉机制、职业经理人市场选聘机制的完善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行业组织参与市场监管的理论依据与目标模式——基于现代合约理论的视角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合约的自履约功能存在着逐渐外化于合约的趋势,即第三者介入合约的履行机制。第三方介入合约履行机制体现着专业化和分工的演进,节约了交易成本,但并不意味着必然由国家或政府充当第三者的位置,行业组织本身也是合约履约功能外化的一种形式。在我国市场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行业组织通过提供合约性实施,来降低交易成本,改善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为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通过促进集体行动,来增强行业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增强行业的整体利益和集体谈判能力,直接推动行业发展,进而要求更高程度的合约实施来应对市场规模和范围的变化。行业组织和政府两种不同监管机制的并存和互补是确保合约履约效率的充分条件。     

植入“道德敏感性因素”对道德风险的抑制——道德伦理的委托代理关系

道德敏感性是产生道德行为的基础,从道德伦理角度考察道德风险的解决方法。考虑代理人具备道德敏感性时,偷懒将为其带来的负效用。将代理人道德敏感性因素纳入代理人效用,考察代理人＂自律性道德因素＂对代理人行为的影响,从而为解决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寻求新的途径。提高经理人职业操守,特别是加强高风险行业的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素质,以德经商,将减轻职业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改善传统激励方式的效果。     

激励相容视角下普遍服务补偿机制问题研究

通过普遍服务与公用企业价格、成本、补偿分配之间的关系给出了公用企业普遍服务的补偿方案。并且利用努力、技术、效率等参数的密度分布和效用方程的最优线性有限逼近，给出优先采取的激励方案。并对产生利润前提下的公用普遍服务中的补偿上限进行了研究。     

契约论域的资产证券化与企业代理成本的降低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产证券化已成为一项与股票、债券等传统证券业分庭抗争的金融创新工具,其实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企业融资方式。本文拟从企业契约的角度,解释企业资产证券化与企业契约代理成本降低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声誉机制的存在与企业合约激励补偿计划的实施是资产证券化得以降低企业契约代理成本的两个关键性缘由。     

二元金融结构视角下农村金融市场问题分析

陆彩兰、刘正良在《武汉金融》2013年第8期撰文认为，在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视角下，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农村正式金融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农村金融市场供需主体分化现象比较显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金融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不完善。对此，应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解决其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为“三农”的可持续发展培育健康可靠的农村金融市场。     

新农村建设:金融不能缺位

“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规范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组织,探索和发展农业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然而,目前农村资金大量流出、金融“失血”严重,邮政储蓄只吸不贷,政策性银行职能弱化,国有商业银行悄然退出,农业保险严重萎缩。有调查表明,目前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农村金融改革形势依然任重道远     

个人保险代理人股权激励机制的实践探索与完善对策

股权激励是一种能够有效激发个人保险代理人人力资源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管理方式,它有利于防范个人保险代理人的短期行为,降低代理成本和提升保险公司长期价值。个人保险代理人股权激励机制在我国尚处于尝试阶段,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要总结实践经验,积极探索规范的、可操作性强的股权、期权激励机制,逐步在行业内进行推广。     

加快建立普惠型的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规模不断扩大.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农村金融改革明显滞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农村资金外流严重,为农民提供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     

发展股份合作制农村合作银行 增强中心城市的农村金融功能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已经确定。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是:分离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严格界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后,中国农业银行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根据条件逐步与农业银行脱钩,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     

农民参与的股份制农村信用联合体探讨

农村金融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纯粹基于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的传统金融供给,不仅不能满足农村金融的需求,相反还使大量的农村资金外流,导致农村金融资源的进一步枯竭。笔者通过对农村金融抑制的产生原因的探索,试图构建起一种符合"三农"实际利益和诉求的金融体系。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补偿机制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快速推进，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力度逐渐加大，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农村金融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农村金融风险大、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缺乏越来越成为影响农村金融资源聚集和农村金融发展的明显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