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改革不应强化其权利救济功能

强化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不是信访制度设计的初衷,不利于法治国家的构建,也与国家权利救济机制建设思路不符合。信访制度改革不在于强化其权利救济功能,而在于规范现有制度,探索制度创新。     

从行政救济的视角看信访救济制度的路径选择

探索信访救济机制，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信访渠道在社会解纷体系中的作用，也能找到破解当前信访工作自身瓶颈的突破口。本文通过对信访救济制度的初步研究，从行政救济的视角正确把握信访救济的定位、分析阻碍其效力发挥的因素。进而从三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的平衡点、信访格局、工作方法、涉诉类信访与司法的衔接性和长效机制五个方面探讨信访救济未来的发展路径，以期可以为我国信访救济实践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构建我国信访终结制度的思考

信访是当前政治结构给民众安排的一种特殊的诉愿机制,这一制度在实践过程中起到了缓冲矛盾、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和权利救济的作用,有存在的文化依托和现实意义。但由于缺乏完善的信访终结制度,民众将信访救济功能无限放大,甚至滥用信访权,导致重复访、闹访缠访现象突出,给行政机关和信访人都带来不利影响,也对司法救济的权威带来冲击。对此,可结合信访的不同功能设计相应的信访终结制度并上升到法律层次,明确信访终结的范围、主体、程序、期限和法律后果,加强信访终结制度的宣传贯彻、强化信访终结后上访行为的处理、明确信访终结后权利再救济的途径,把信访终结制度和司法救济程序合理、科学的区别和衔接,引导民众依法信访。     

法治化进程中的信访制度改革路径探析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公民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发挥了沟通国家与公民相互关系的桥梁与纽带的重要作用。信访制度在众多的矛盾和过多的期望面前，显现出对问题解决的不尽如人意，信访制度的改革显然已经成为目前国家和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的信访制度改革可遵循如下方案：转变信访职能；整合信访资源；积极推进司法独立，将司法救济作为权利救济的最终手段。     

简论信访制度功能的改进路径——以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为讨论中心

信访制度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其所承载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见表达与权利救济功能不能截然分开,中央和省(市)级信访工作应以公民意见表达为中心,基层信访工作应以纠纷解决(公民权利救济)为中心。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机制而非这一功能本身,是造成目前信访困境的根本原因;为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化解目前的信访困境,对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机制进行法治化改造或许是改良信访制度的可能路径。     

信访制度与司法救济途径的张力关系剖析

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渠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老百姓起着宽慰剂的作用。由于信访制度与司法救济途径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张力关系,片面强调信访制度的作用,极易产生消解国家司法权威、破坏现代法治的严重后果。析清这种张力关系,厘定信访制度的地位和功能,有效发挥信访制度的作用,对于树立司法权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新时期信访制度职能变迁及其成因论析

信访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职能沿着政治参与功能萎缩、权利救济功能泛化、权利救济实现无力向政府实施稳定控制这一路径发生了变迁。这是信访制度在正式的制度设计无法有效回应问题解决的矛盾下产生的实践变通,是在信访制度体系设计不科学、国家权利救济体系不完善、国家社会深化调整期的稳定需要等因素构成的张力格局下完成的。     

信访制度的功能变迁及改革思路评析

新中国成立后,信访制度的发展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主要功能从最初的下情上达逐步演化为权利救济,信访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现。2003年信访洪峰以后,逐渐形成了多种信访改革思路,各有侧重及利弊。加强信访制度的民主参与和权力监督功能、对作为补充性权利救济机制的信访制度进行重构、实现信访制度法治化才是信访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日本苦情制度看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

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信访制度面临的问题日益凸显。日本的苦情制度与我国信访制度相似,研究其经验对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当前应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信访制度改革,赋予其纠纷预防功能的同时,逐步弱化其权利救济功能。     

我国行政信访制度与日本行政商谈制度的比较与启示

我国《信访条例》所确立的行政信访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行政救济。行政信访救济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比较具有成本低、救济力度更大、手段更佳等优势,但其现行制度本身也存在着机构设置缺乏专门独立性、职权不明、缺乏程序规范等缺陷。从功能上而言,日本的行政商谈制度类似于我国的行政信访制度,其机构及人员的专门独立性、有力度的职权、受理范围的广泛性、渠道的多样化等特征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欧洲监察专员制度对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启示

针对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利实际和可能的侵害,欧洲监察专员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我国信访制度在公民中的知晓率和利用率很高,但由于它并不是独立的监督机制,尚无法有效发挥在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借鉴欧洲监察专员制度,重新思考信访制度的改革方向,对于我国监督体系和公民权利救济体系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     

完善我国信访制度 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信访问题对策研究

信访制度是我国特有的群众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法律制度,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独特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我国信访制度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困境,本文从信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以法律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了信访制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走出信访制度困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新对策。     

以新制度主义解读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制度这一公共品的“拥挤”是缺乏在成本上与信访可竞争的救济渠道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现行的改革思路不利于信访制度的长远建设。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给出了诸如采取“一揽子计划”等一些有益的改革建议。     

日本公民代言人制度——兼论对我国信访制度发展之启示

作为诉讼外行政救济方式的公民代言人制度,以其简便高效的特点,目前已经为很多国家所接受。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引进了该制度并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修正,纳入了本国"苦情处理"制度中。我国的信访制度作为非诉行政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本的"苦情处理"制度有很大的相似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目前我国信访制度出现了一系列的难题。面对这些问题,日本的公民代言人制度的发展模式,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     

信访制度的异化与化解路径：基于法治的立场

信访制度的异化是我国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是由于人治思想的深刻影响和现有权利救济制度的缺陷所导致的。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分析信访制度的定位，可以得出信访制度异化的结论。信访制度异化所带来的弊端成为推动信访制度改革的动力。化解信访制度异化需要立足法治，具体分析废除论、强化论、改革论的主张，可得出结论：改革信访制度，矫正信访功能是化解信访制度异化的理性归宿。     

论信访立案制度的法律规制

信访权利救济机制是一种特殊的、补充性权利救济机制,其受案范围不仅包括不能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纠纷,也应包括重大、紧急事项以及诉讼等方式不能实质性解决的纠纷。对信访立案制度进行法律规制,一方面要加强信访信息化建设,有效提高信访信息交流效率,为信访立案法律规制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则要强化信访立案和受理的程序规则,避免案件受理的随意性,保障信访人的信访权,降低越级访、闹访、缠访等"非法访"。     

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制度反思

实证研究表明，涉及检察监督的诉讼类和行政裁决类信访案件数达全部信访案件数的80％。社会转型期大量信访矛盾滋生、信访制度本身承载过多的权利救济功能、司法中客观存在执法不规范等问题是涉检信访案件数呈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涉检信访终结机制的构建，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规范信访行为，提高社会法治信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涉诉信访法治化:类型、规范与程序

我国现有的涉诉信访制度未能准确定位信访救济与司法救济的关系,将两种性质相异甚至是相斥的救济进行"拉郎配",严重冲击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与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均明确提出要把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涉诉信访的法治化需要信访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其他配套制度的深层次、互动式改革。具体进路有:一是有效梳理涉诉信访的类型,实现"诉访分离";二是以信访制度的整体规范化为背景,转变信访的功能并限缩信访救济的范围;三是在具体程序设计上,凸显信访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区隔与衔接程序,实现信访的"去司法化"与司法的"去信访化"。     

当前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信访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特殊手段,长期以来一直发挥着民意表达、社会监督和权利救济的功能。但一直处于边缘化制度的信访机制随着近年来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以及新旧体制更替、新旧观念碰撞而面临着重重困境,甚至与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背道而驰。     

刑事申诉公开审查制度的司法化路径

刑事申诉的公开审查是检务公开中案件信息公开的重要途径之一,要充分发挥刑事申诉公开审查制度的积极作用,就要强化其公开透明性、多方参与性、中立性、终局性等司法属性,进一步畅通其与信访终结机制、不起诉制度的衔接,加强对公开审查运行的监督,规范受邀人员准入机制,提升申诉人地位,细化适用条件,完善救济和保障机制,稳步推进公开审查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