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一些看法与思考

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过去两年多了，但其影响还在发酵，余波还在扩大。这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思想危机、体制危机和秩序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矛盾长期积累必然导致的结果。     

人民政协是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战略资源

发展人民政协事业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合理选择,它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又能够保持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消除一元化领导体制下政治参与的"膨胀"危机.因此,人民政协是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战略资源,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论风险社会中的政治

在人类前行的脚步踏进了21世纪的门槛时,我们的社会也呈现出了风险社会的特征。风险社会是对工业社会的否定,当然,也可以解读成是对工业社会的超越。工业社会的政治在总体上是建立在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样一个前提下的,而在风险社会中,政治的前提发生了改变。因为,风险社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是"所有人反对自己的战争"。人是风险的生产者,又平等地面对风险。这个前提的改变,意味着我们必须建构起属于风险社会的政治。这种政治应当基于人的命运共同体的判断去开展活动,应当为了人的共生共在去处置风险。然而,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政治家们依然沉浸在传统政治之中,不仅不去谋求人的共生共在,反而带着一种极端化的政治偏见去开展人与人的"战争",并努力把每一次危机事件的爆发都当作战胜对手的机遇。总之,人类在工业社会中所创造出来的生活方式是无法在整体上被搬到风险社会中来的。特别是政治,面临着变革的问题。从现实来看,20世纪后期亚政治的出现和成长,已经为政治的转型埋下了伏笔。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

与悲观性预言不同的是，尽管东欧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比19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深刻和持久的衰退过程，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却似乎在那里扎下了根。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样的结果？和十年前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相比，东欧人为何较少地对体制性变革所带来的残酷的社会后果表达抗议？为何那里没有出现地区性的威权或者民粹转向？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为何被证明为具有抗击危机的能力？     

科尔曼对重塑绿色社会的审思及其理论困境

北美绿党运动的代表人物丹尼尔·A·科尔曼,从生态政治的维度批驳了人口爆炸增长、技术变革、消费者责任缺位导致环境危机的观点。科尔曼从权力集中所导致的反生态效应、主宰全球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催生的狭隘工具价值观、无视土地和劳动的自然属性而追逐商品性所酝酿的社群瓦解的角度,审思了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的体制性障碍和历史性根源,并提供以参与型民主、护生价值观、合作性社群矫治为理论"药方"来医治人与自然的失衡状态的现实方案。但是,该绿色理论的构建仍旧未能摆脱乌托邦式的浪漫。面对全球生态危机,构建辩证综合的全球战略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积极探索。     

机会空间、资源策动与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困境:政治过程的解释框架

摊贩现象是世界各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理解街头商贩的行动逻辑可见,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外部资源的利用,使商贩实现了由弱者向政治行动主体身份的转变;而运动式的城市管理模式却从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管理者体制资源的耗散,这是摊贩治理失效的体制根源。要解决城市流动摊贩问题,有必要探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全球文明社会与网络政府

当今世界正面临一场来自技术、经济、文化和制度等维度的结构性变革。变革在给我们创造很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危机。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转型中的政府体制出现了危机。我们知道并理解这些问题,而在很多国家,也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意愿。这种统治方式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密切相关,两者相互助长,导致政治瘫痪,并为权力主义政策开辟了道路。目前,一个全球文明社会正在形成。由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和价值潜藏于这个文明社会各个部分,而使得全球文明社会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十分有限。这些利益、价值与国家制度、国际制度的联系极其复杂且令人困惑。这篇演讲旨在探讨潜藏于全球统治方式中的政治危机因素,同时探讨能在全球化、文化转型和技术范式转变的新情况下预示着重建民主决策之路的趋势。     

我国流动人口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及其政治风险

改善占我国人口17%以上的流动人口群体的政治参与状况,对于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和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个体合法性政治参与、个体非法性政治参与、群体合法性政治参与,以及群体非法性政治参与是流动人口群体的主要参与形式,但这几种参与形式中的非制度性因素的存在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社会资本流失、劣质民主和政治不稳定等方面的风险。以制度整合与创新促进参与环境的改变,以素质提升和收入增长促进参与主体的变革,以政府转变促进参与客体的改善,是流动人口政治参与风险控制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