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生存权的本真内涵——评大须贺明生存权定义兼与龚向和商榷

当代人权法学界对于生存权内涵的界定众说纷纭,日本学者大须贺明先生作为"国家积极保障说"的集大成者较为全面、准确地阐释了生存权作为首要人权的底线性特征;而东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龚向和教授则集各家观点之长,析取出生存权质的存在性并总结出符合我国人权现状的生存权含义,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本文倾向于大须贺明生存权内涵之中轴,但对其"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的表述存有疑义,借此简评并与龚向和教授商议。     

论生存权的法律性质

生存权作为首要人权早已被写入我国人权白皮书,但对生存权的理解和论述依然是众说纷纭。要发挥其人权保障之价值意蕴,必须确立生存权为个人享有的基本人权之地位,同时确认生存权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     

我国生存权保护的法律思考

生存权作为人的一项基本生存权利已成为共识,我国党和政府以及理论界对此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是,在具体的权利保护层面,还有待于加大立法和执行监督方面的力度,使我国生存权保护逐步形成一个健全的体系,真正做到于法有据,权利有保障。     

环境权:一种新兴的现代人权

人权是最基本的权利,环境权来自人权。生存权位于人权的核心,而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不可剥夺、不可放弃和替代的权利。如果没有环境权,传统人权体系中的生存权就不可能得到完善的保障。环境权源于生存权,但超越了生存权,因此它是一种新兴的现代人权。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权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权内涵",集中表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基本逻辑和核心要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理论基点是"人民主体论",即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主体和人民权利作为始点和归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进路选择,是以"发展促人权",即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进程中实现全体人民人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逻辑架构,就是"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宪法中的人权与公民权

宪法权利包括人权与公民权,人权的主体是人,公民权的主体是公民。宪法中的人权包括:作为最基本人权的生存权;作为人权核心的自由权;作为人权目标的人的尊严;作为人权保障的诉权。公民权是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参与国事的权利,属于个人,但却针对国家公共生活,需要许多公民共同行动才能行使。人权是宪法权利的基础,公民权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一个有公民身份的人所享有的生存权、自由权是作为“人”而不是以“公民”身份享有的。     

可持续发展与生存权

生存权在人权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 ,生存权在主体、基本内容和实现条件方面获得了新的内涵。     

论财产权与生存权的协调

财产权和生存权对人类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权利，离开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人们将无法生存、然而我们现在对生存权的保护还远远不够。在面对财产权和生存权的冲突时，我们应该适当牺牲财产权以保护生存权。本文将从什么是财产权，如何保障财产权；什么是生存权，如何保障生存权；财产权与生存权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财产权与生存权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人权的本性与价值位阶

只讲人权的阶级性 ,否认普遍性 ;只考虑“多数人的人权”而忽视“少数人的人权” ;片面强调“主权高于人权”、“集体人权高于个体人权” ;或只讲“生存权是首要人权” ,忽视政治人权居先的价值地位 ,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人权是自然性与社会性、阶级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抽象地强调“主权高于人权” ,有可能为以“主权压人权”的专制政权提供理论支持。当今中国的首要人权应是政治人权。     

生存能力、生存权利与生存权利的保护方式

人的生存能力与生存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后者则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我国把生存权视为人民的首要人权,客观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主观原因是党和国家的人民性。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民生存权的基本方式,是以国家引导经济发展为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辅。     

浅议《世界人权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是第一个在国际领域系统地提出保护和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具体内容的国际文件，其确定的许多重要原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人权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它不是一个条约，但今天许多国际法工作者认为它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对《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规定的权威性解释。《宣言》宣示了两个广泛的权利范畴：一方面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宣言》内容的抽象性导致了其不确定性，致使人们容易对人权内涵的理解发生歧义。《宣言》的另一个历史局限性在于忽略了发展权和集体人权。     

环境权与人权问题的国际视野

环境权可以视为第一代人权中的生命权、私人生活权、财产权,由此可以促使政府保护生命和财产免受环境侵害,但这会产生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作为第二代人权,能够赋予环境质量以同其他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相当的法律地位,使其优先于其他无权利依据的客体,但是很少对这类人权进行司法;作为集体权利有环境保护的意义,例如保护少数族裔文化和土著居民。国际法上环境权作为实体权利还未建立起来,作为程序性权利体现为公众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决策参与权,司法救济权。通过人权保护环境,其优点在于人权与环境权相比是一项确定的权利,人权法院裁判了一些有环保意义的案子,缺点在于与人无关的环境本身的损害得不到保护,无法进行公益诉讼。     

作为人道权的灾民权利研究

灾民是在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中,受到伤害而处于困难之中的社会弱势群体.灾民权利作为人道权,属于人权范畴,其根植于人道主义,依托于人权思想,不仅有其法律依据,也有其深厚的道德伦理基础,更是人类保护弱势群体的需要.灾民权利内容广泛,宏观上表现为以生命权和生存权保障为核心的人权,微观上有用水、卫生、营养、食品、居住条件和医疗服...     

论国家人权机构与国际性和区域性人权保障机制的关系

自人权的概念产生以来,其内容从第一代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到第二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第三代的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等集体人权不断丰富。与人权的内容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相对应,人权的保护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阶段。目前,一个以国家人权保障机构、区域性人权保障机制以及国际人权保障机制为基础的全球性的立体型人权保护体系正     

论胎儿生存权与母亲选择权之冲突

在涉及胎儿法律地位的问题时,都会遇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胎儿有没有生存的权利?母亲是否有权利选择自由堕胎?法律是应该保护胎儿的生存权还是保护母亲对堕胎的选择权呢?法律对二者的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     

第三代人权之实现与政府职能转型

著名法学家卡雷尔·瓦萨克提出"三代人权"论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第一代人权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免受国家专横的侵害,要求政府有限制地干预私权利领域,防止政府权力滥用.第二代人权形成于俄国革命时期,并得到了西方的福利国家概念的配合.第三代人权,是对全球相互依存这一现象的一种回答.各国自行其事不再能够满足其人权的义务.全球面临诸如维持和平、保护环境以及促进发展等问题.在当前我国第二代人权尚未充分实现的情况下,论及"发展权""环境权"等第三代人权,对保护生存环境,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十二五"计划,均有借鉴意义.     

权利递嬗的历史逻辑——生存权保障机制的法哲学史考察

在权利递嬗的历史逻辑中,生存权像普罗透斯的脸一样展现了不同的侧面和属性。作为原初事实的生存,首先表现为道德权利的外观镜像。其后,生存获得了权利表达并荷载于社会契约和抽象的人而具体化为自由权形态,为法治框架下的国家配戴了消极义务的鞍辔。然而,历史时域凸显出生存权的自由权形态具有局限性以及政治共同体因应于社会问题时的捉襟见肘,进而催生了生存权的社会权属性并赋予了国家主动保障的积极义务,最终在不同的法律位阶和地域层面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生存权,即生存权实现了制度性权利下和而不同的旨趣。这一演变打破了主流的权利二分法,表明了生存权主题的历史性和地域性,彰显了生存权在传统法学范式及其转型上的基石性价值。     

和谐社会下的生存权思考——以农村“五保”制度为视角

生存权是人权之中最基本的权利,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二是最基本的精神文化保障。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中五保对象就有570万多人之多,他们是最需要生存权保障的特定主体。这些特殊的弱势群体,数量大、分布广,且一直处于农村最底层。因此,很好的解决了他们的生存权问题,会更加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     

论公民养老权的权利属性

理论法学对养老问题的关注是从权利的角度出发,考察养老权的生成与制度化,探讨养老权的权利属性。养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它与公民的生存权密切相关。养老权属于宪法性权利,是公民享有的社会权利之一。     

论我国公民生存权的法律保障

本文通过国内追讨公民生存权、发展权第一案,澄清现今社会公民生存权的含义,以及区分生存权和生命权并对此权在立法和司法救济上加以完善,这有利于我国今后公民生存权乃至人权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