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合文化引领“无讼村居”建设

<正>"无讼村居"是"村居"概念的引申义,是指村居存在的一种状态或一种形式,与社区相对应,是基层法庭所辖各村居,而非社区。"无讼村居"契合于和合文化和调解文化的历史传承,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的现实意义。基层法庭参与"无讼村居"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应大力促进"无讼村居"建设,并以村居"无讼"推动社会"无讼",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和谐。一、建设"无讼村居"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意义"无讼村居"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新模式,     

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

"无讼"观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极为特殊的诉讼意向,以它为价值取向的司法手段和司法实战有很大弊端,但同时在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和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方面也有一定成效,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中国古代诉讼中的“和谐”观

受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文化精神的影响,古代中国社会形成了浓厚的以追求"无讼"为特征的"和谐"诉讼文化,这种诉讼文化的遗风余韵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无论我们对其有着怎样的评价,它都是我们在建设法治国家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     

发挥调解作用——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

正在社会转型和矛盾凸显期,"调解"尊重历史传统,符合社情民意和社会管理的客观规律。它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式;是维护稳定的积极探索;尤其是在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有重视调解的历史传统。"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的话至今为人乐道。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有厌讼的传统,民间纠纷,居间调解,无伤和气;对簿公堂,打官司,一向被认为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略论儒家法学“无讼”观及其启示

儒家法学在中国古代法律理论与实践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的"无讼"理念是其核心之一,具有深远的影响。"无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古代社会小农经济、家国一体政治、法即刑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德法融合、德育为先,以调解促和解,提高司法人员素质等方面为当代法治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     

"恶法非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养成:阻却因素与实现进路

"恶法非法"传统在中国社会的养成是法治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小农经济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产生的直接根源:欠发达的市民社会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发展的社会动因;儒家文化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生成的文化因素.在这些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阻却中,"恶法非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养成可以从如下路径推进:从制定法律上防止恶法产生;从法律的实施上良法得以实行;从法治理念上法律被民众信仰;从救济机制上对"恶法"的危害及时矫正.     

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的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突出表现为轻法意识、畏法意识、无讼意识、伦理意识等。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自身的问题,也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还有法律运行状况及社会控制层面的原因。因此,应多渠道培育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从而实现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法律建设目标。     

巡回法庭进农村文化礼堂的法治教育之维

“无讼”思想的长期影响,造成法律在农村地区失去应有的权威地位。巡回法庭进农村文化礼堂活动,以其特有的仪式教育作用,可以针对性地提升农民的法治意识,树立法律权威。在此过程中,农村文化礼堂庄重的建筑空间保证了巡回法庭审判活动的神圣性,审判活动的长期开展也推进了农村文化礼堂法治文化的塑造。     

浅谈中西法律文化的异同

中西法律文化最根本的分歧来自于人类起源问题。由于中西法律定位不同，二者追求的终极目标便有了很大的差异。西方法律追求的是在完善法律规范下的井然有序，中华法系则是旨在消除纠纷的“无讼”。相对于西方法律文化的“市民化”倾向，中华法系则存在着“伦理化”倾向。中西法律文化也存在某些暗合。     

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探讨

当前 ,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突出表现为轻法意识、畏法意识、无讼意识、伦理意识、清官意识等。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法律自身的问题 ,也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 ,还有法律运行状况及社会控制层面的原因。因此 ,应多渠道培育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 ,从而实现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目标。     

中国农村法治困境的经济学审视

建设法治国家,农村是关键,但目前农村的法治现状极不理想,法律对农民处于虚置状态。从经济学角度看,对农民而言,进行诉讼,社会成本是极大的,高昂的经济成本使农民远离诉讼。"厌讼"是农民在中国农村现实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司法公正与司法权的国家本位

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本质要求,是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司法权的国家本位是一种国家完全主导司法活动的"司法状态".司法权的国家本位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是深重的.它使"无讼是求"成为主流的司法文化,也使得司法活动不重程序,司法活动和司法制度过分强调国家和社会"秩序".要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必须适当调整司法权的国家独占,让社会和公民在司法活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当代中国视野下传统法律文化的评析

本文首先从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角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总体分析;其次,评价了在当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观念文化存在诸多不适应性;最后指出传统法律文化已基本不适应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应立足当代中国实践,重塑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法律文化.     

中西方养老文化差异及其启示

"反馈模式"和"接力模式"可以用来概括东西方代际文化的特征,中国具有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而西方国家则是家庭关系松散,家庭养老文化缺失。而且中西方在养老主体、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法律约束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我国,要努力弘扬"尊老敬老"的孝文化传统,形成敬老爱老、扶老助老的社会氛围;建立以居家养老为主体、社区服务为依托、社会机构为辅助的养老服务模式,有效利用家庭、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养老服务资源;通过不断创新与老年人相关的就业理念和就业政策,逐步实现老年就业;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推广老龄社会的老年关怀。     

“常回家看看”的法治精神

"常回家看看"入法是在当今社会孝与养、养与敬间存在冲突的背景下出现的。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纳孝入法的优良传统,它的入法则是从法律层面规范孝文化,是对纳孝入法的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对现代孝文化、现代养老制度的规范;它引导社会注重老人的精神慰藉,对未来社会关于老人权利保护相关法律的建立或完善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中国古代实现社会和谐的法律途径——以“戒讼”、“息讼”为主线的探讨

实现社会和谐是中国古代无数先贤意识深处挥之不去的梦想.为实现这一梦想,他们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其中在法律方面探索得出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从立法上"戒讼"和司法上"息讼".他们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不仅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起了明显的作用,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深刻的警示.     

“礼治”观念回归的法治意义解析——以民国乡村自治立法为例

晚清"西法东渐"运动中受到冲击的"礼治"观念,在民国地方自治立法当中悄然回归。这一近代中国法制改革的片断启示我们:应当秉持文化自信观念,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自在性"特点,发掘其与中华民族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生活的历史联系,重视以"礼治"观念为思想内核的习惯法和伦理法在法治建设当中的道德支持和规范引导功能,正视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充分吸收传统乡村治理法律文化的精髓,促进当代的乡村治理法治化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如何促进行政程序法治化

行政程序法治化存在的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法治观念尤其是程序观念在我国极为淡薄，有关行政程序立法理论更几乎是空白。从行政机关方面来看，封建传统中的“官本位”和“家长制”的思想影响很深．缺乏行政程序的观念更为普遍。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往往是“长官意志”，有程序规定不照办．没有程序规定更好办。从行政相对人方面来讲，由于法治观念淡薄和受“无讼”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老百姓一方面认识不到自己正当权利受到侵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解决，另一方面仍然报着“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的信条，不敢轻易去诉诸法律。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健康发展。     

晋商传统文化的法律理念探析

法律文化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晋商传统文化是直接在传统法律文化的框架下形成和运作的。晋商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诚实信用、严格管理、任人唯贤、官商结合等体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征的原则。从晋商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其所体现的法律文化精神和法律理念，对于我国当前法治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上海探索设立“社区法官”及巡回法庭

上海率先在杨浦区探索设立“社区法官”及巡回法庭，诉讼与调解相结合，以调解为主要载体，力争从“化讼”到“少讼”，并在部分社区实现“无讼”，就近就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据杨浦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杨浦是上海的老工业城区，不少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社区。如要及时有效地将这些矛盾与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