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精准扶贫的成效、问题与对策

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扶贫成败与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巨大关联.脱贫治贫必须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福州市精准扶贫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中央精准扶贫的要求相比,仍还有差距,要以问题为导向,下大力补齐短板,完善战贫治理结构,切实提高减贫治理能力.     

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及其实现

资产收益扶持制度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一项创新性的政策工具或政策手段,体现了脱贫攻坚中地方政府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与现实要求。从供给侧改革的分析视角出发,地方政府要坐实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就必须结合属地特点对其加以细化落实与创造性运用。精准掌握贫困农户的需求和属地贫困治理的特点,合理统筹配置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源,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实现贫困问题的协同治理,推进相关配套改革并完善社会监督,是地方政府坐实资产收益扶持制度的基本思路与现实路径。     

多源流视角下地方政府推动精准扶贫的注意力配置研究

消除贫困,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文以2016-2018年地方政府262份精准扶贫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进行政策文本分析,从注意力配置视角审视三年来地方扶贫政策的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注意力强度与政策环境影响使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三年来呈"V"字形的变化趋势;在注意力指向方面,三年来的焦点呈瞄准深度贫困地区—聚焦金融扶贫—推进政策落实的路径,其背后存在政治源流的引领、政策源流的推动以及问题源流的纠偏的逻辑。地方政府应从构建多元主体共治式扶贫模式、实施差异化扶贫政策取向、推进赋权增能参与式扶贫着手,更好地推进我国精准扶贫事业发展。     

大数据背景下精准扶贫工作“失准”的改进

正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新要求。所谓精准扶贫,它是指"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社会治理主体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有计划性地对特定的贫困区域及其贫困人口进行帮助与扶持,以期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大化的一种正向社会变迁过程"。诚然,精准扶贫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其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在于"三个精准",即精准识别贫困     

乡村治理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2013年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精准扶贫阶段。这项工作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相关,因而成为目前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最为关切的工作之一。目前的精准扶贫流程却出现了同质化的倾向,即精准识别—精准扶贫—精准管理—精准监督的路子,具体的扶贫方式以项目化的产业扶贫为主导。然而,基于大量的调研我们发现,目前的精准扶贫存在客观主义、绝对主义、普遍主义、物质主义、资源分利等问题。贫困地区的深刻原则则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直接原因则是基层精英流失之后的乡村治理问题。长期而言,需要加强乡村教育,培育文化,让一批本土中青年农民成为乡村的中流砥柱。总之,不以简单的物质视野来进行扶贫,而是从更加广阔的乡村社会治理视角,从物质和精神文化层面进行扶贫工作,甚至把精神文化层面的工作更加重视,培育农村精英群体,才可能取得中国乡村社会的长治久安。     

行政吸纳市场:治理情境约束强化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基于湖北省武陵山区W贫困县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借助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应对政策指令或谋求生存发展空间。但是,基层政府行为常常以自我利益而非公共利益为导向,往往导致基层治理困境。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治理情境对基层政府行为的约束有所增强,基层政府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文章以湖北省武陵山区W贫困县的产业扶贫为个案,认为贫困治理情境约束的强化以有效减贫为核心内容,促进了基层扶贫部门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衔接,进而推动基层扶贫部门采取行政吸纳市场的行动策略,即:基层扶贫部门采取激励举措吸纳市场主体参与贫困治理,在贫困治理结构再造的基础上建构政府、市场主体、贫困群体三种利益主体的共赢机制,以应对贫困治理情境中日益增强的有效治理压力。     

非正式政治何以影响扶贫资源分配——以河南省Y村为例

从河南省Y村的精准扶贫实践来看,在村庄这一精准扶贫的微观场域内,驻村扶贫干部、村庄经济精英、村庄干部以及村民这几个不同的行为主体通过"关系""人情""面子"等非正式政治影响了扶贫资源分配。在此过程中,非正式政治虽然阻碍了精准扶贫资源的精准配置,但也降低了精准扶贫工作在村庄开展的交易成本,在正式政策与乡土社会之间起到了润滑作用。非正式政治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是复杂、多元的。非正式政治之所以能够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是由制度的压力与空间、乡土社会催生的非正式治理路径依赖以及精准扶贫工作本身的特殊性共同作用形成的。非正式政治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过程表明:国家尝试通过制度化、正式化的治理手段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治理,但在村庄实践中,却往往遭遇政策、权力无法下渗,导致公共政策的失效。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已有的非正式治理途径,一方面对国家正式治理手段产生了消解,另一方面也对国家正式治理无法触及的领域形成补充。因此,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需要协调好基层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政治的关系,使得二者能够相互补充促进,从而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良好开展。     

承担社会责任 助力精准扶贫——青海省农信社倾力支持备耕春耕

正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体会议提出的精准扶贫和"四个一批"的决策部署,按照《关于建立扶贫开发金融服务主办银行制度的意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青海行动方案》工作要求,省联社专题研究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将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作为当前及"十三五"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3月7日,青海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韩英与湟中县政府副县长祁洪寿一行来到湟中县拦隆口镇,调研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及备春耕贷款落实情况,确保农民备耕春耕顺利进行。     

大数据背景下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研究

精准扶贫旨在"扶真贫,真扶贫"。但在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健全导致精准扶贫建档立卡的信息部分失真,信息不对称导致普惠式扶贫政策瞄准机制存在偏差,信息不共享导致扶贫资源分散难以产生治理成效。大数据及数据分析是基层社会治理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依托,是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的依据。因此,通过构建科学合理、客观可行的精准扶贫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建设精准扶贫绩效动态监测评估机制;引入信息化、专业化的第三方扶贫绩效评估机构;完善系统化、法制化的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系统;落实反贫能力培育的绩效评估审计;建立健全大数据下的精准扶贫绩效评估信息系统等一系列措施,有助于全力实施脱贫攻坚。     

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建构

通过对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作用、问题、对策等工作的研究现状的梳理认为,在"十三五"精准脱贫的新形势下,将政府职能转变与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有效结合是解决精准扶贫工作实践问题的关键。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政府体系下精准扶贫的绩效困境主要有扶贫部门职权过于集中、扶贫动态管理机制尚未建立、扶贫对象主体意识缺乏、扶贫监督考核流于形式、社会参与扶贫机制不完善等。应从加强政府政策设计与执行监督功能、建立扶贫动态管理机制、增强扶贫绩效内生动力、构建扶贫绩效监督考核长效体系、激发扶贫绩效活力等方面完善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

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具有很大的危害,使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受到人们的质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的深层利益原因与助长这一行为的现行体制缺陷。参考信息经济学有关激励约束机制的论述,本文主张从行为鉴别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行为惩罚机制三个方面相互配套,构成遏制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的制度安排。     

政府与私人部门协同扶贫：互动、困境与策略——以T县扶贫项目为例

近年来,在精准扶贫领域政府与私人部门展开了协同扶贫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实践。通过对山西省T县精准扶贫调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与私人部门在协同扶贫实践中,还存在政府处于管制型角色定位、协同意识不足、协同模式单一等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调整政社关系,建立主体的共识协同、资金的妥协协同、职能的弹性协同、资源的刚性协同,以优化政府与私人部门协同扶贫模式,构建良好协同的长效脱贫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及其治理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帮扶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教育精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一种模式,属于"造血式"扶贫,它能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在教育扶贫开发工作中,由于存在扶贫对象识别模糊、帮扶项目与贫困者需求脱节、帮扶措施缺乏针对性、扶贫资金指向不明、帮扶过程执行不力等问题,当下农村的教育扶贫成效不显著,扶贫效果不理想,乡村脱贫攻坚进程受阻,这将严重影响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的实现。通过转变教育扶贫理念,建立精准的教育扶贫对象识别机制,提升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精准实施扶贫项目,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扶贫的治理体系等,可充分发挥教育精准扶贫作用,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与发展。     

坚持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 助力内蒙古打赢脱贫攻坚战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当前,我区扶贫脱贫工作已进入了冲刺期、攻坚期,面临着贫困群众脱贫主观能动性不强和脱贫能力不足的双重考验。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部署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狠下"绣花"功夫,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     

关于完善地方立法质量保障体系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地方立法质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地方社会治理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创新和完善地方立法工作,以地方立法引领地方社会治理的改革和进步,是推进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如何保障地方立法质量从而保障地方社会治理水平,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地方立法工作的重大课题。完善地方立法质量保障体系,推进地方立法高质量发展,必须创新地方立法工作理念与规范,进一步明确和恪守科学民主法治总要求;创新地方立法工作体制与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地方立法工作总格局;创新地方立法工作体系与结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总布局。另外,应当进一步加强地方立法与社会守法、党内立规的关系,以高质量的守法和立法立规一体化,推进地方立法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实效和治理效能,从而提高地方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新时代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以"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问题"为核心内容的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升我国乃至世界贫困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开展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对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建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党建+”模式引领精准扶贫

抓党建就是抓生产力。2016年,崇州市观胜镇探索"党建+精准扶贫"的工作方式,把党建工作做在田间地头、做到精准扶贫村、做在产业发展第一线,实现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基层社会治理共同推进。通过党建引领新型农村治理,打造了一批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新农村,青柳村就是其中的典型。     

加强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工作的对策

精准扶贫档案是精准扶贫工作的真实记录,是国家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扶贫对象精细化管理、扶贫资源精确化配置、贫困户精准化扶持的根本依据。本文回顾农村扶贫工作的历史,并结合新时期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工作的政策要求以及精准扶贫档案的价值,分析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旨在发挥精准扶贫档案作用,提升精准扶贫工作成效。     

阶层结构变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基于广州社会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分析

转型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态度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从广州社会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看,不同社会群体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必然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要求地方政府提升危机应对能力,社会参与的不同偏好呼唤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治理模式。这些影响对促进地方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初探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在我国扶贫工作进入脱贫攻坚阶段提出的重要思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是对邓小平等领导人扶贫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对我国一些地方扶贫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特别强调了扶贫对象精准化、扶贫任务责任化、扶贫方式全面化。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