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陕北肃反"

1935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部分,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肃反。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赴西北解决问题,加强领导。     

张闻天纠正陕北“肃反”

1935年秋,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爆发了一场错误"肃反"运动,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及红二十六军的党政军领导人。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释放了刘志丹等被错捕的同志,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也为党中央和红军在陕北落脚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高饶事件”阴影下的“陕北肃反”再争论

"高饶事件"发生后,在"两会(西北高干会和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确立的刘志丹、高岗等是中共西北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的结论受到挑战。中共中央关于陕北肃反的新结论,虽然在字面上继续维持"两会"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表述,肯定陕北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物,仍以"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解释陕北肃反,但是新结论在涉及正确路线代表人物、肃反领导人责任、责任性质、领导人个人品质等问题时都作了重大修改。小说《刘志丹》事件发生后,习仲勋等坚持"两会"结论的一批干部受到株连和迫害     

张闻天与高岗

正张闻天从陕北"肃反"的刀下解救出高岗1935年,在刘志丹、高岗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陕北红军多次挫败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然而就在此时,"肃反"的狂飙悄然而至。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西北代表团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曾经担任鄂豫皖保卫局审讯科长),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等在刚抵达陕北不久,就指责陕北党和陕北     

毛泽东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稳固和发展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当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之时,这块革命根据地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和干扰,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与考验。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毛泽东不仅及时发现了"陕北肃反"的严重问题,而且坚决果断地纠正和处理了"陕北肃反"的错误做法,这不仅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而且也使陕甘革命根据地重新获得了新生的机会。     

延安整风对“陕北肃反”的重新定性

“陕北肃反”①发生后,中共中央虽然在1935通过《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陕北肃反做了初步处理,但是问题远没有解决,此后争论依然继续.中共中央在延安整风期间召开西北高干会,全面否定了陕北肃反“必要性”的结论,重新定性陕北肃...     

我奉命释放刘志丹

1935年10月,正当陕北根据地“左”倾错误领导人在党内狂热推行“肃反”的危急时刻,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这时,陕北根据地的形势十分严峻,“肃反”已错杀了200多革命同志,陕北红军主要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等同志正在狱中受审。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到陕北下寺湾,就立即下达“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并以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组成工作团,带领一个连火速赶往瓦窑堡,营救正待处决的刘志丹等一批革命同志。     

杜明与长征——我奉命释放刘志丹

1935年10月，正当陕北根据地“左”倾错误领导人在党内狂热推行“肃反”的危急时刻，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这时，陕北根据地的形势十分严峻，“肃反”已错杀了200多革命同志，陕北红军主要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等同志正在狱中受审。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到陕北下寺湾，就立即下达“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并以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组成工作团，带领一个连火速赶往瓦窑堡，营救正待处决的刘志丹等一批革命同志。     

西北高干会解决西北党史争论问题结论研究

西北高干会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一次对中共西北党史进行重新认识的重要会议。西北高干会关于西北党史问题的结论是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肃反受害人和相当一部分知情人当时对西北党史问题的基本看法和主要观点。西北高干会确定的关于西北党史的主要结论基本不存在高岗欺骗中央、扭曲事实的因素。但是,由于当时以"两条路线"斗争为基本范式的二元对立党史观来总结西北党史存在相当的局限性,这使西北党史问题,尤其是"陕北肃反"问题长期存在争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对以"两条路线"斗争总结党史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反思,并在实践中给予了解决。     

中共中央“五人小组”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研究

“文革”结束后,郭洪涛公开发表文章对西北高干会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结论提出异议,引起肃反受难幸存者不满,诱发肃反问题新争论。这场争论逐渐引起中共中央关注和重视。中共中央随即指示李维汉、王首道等组成“五人小组”代表中共中央重新处理肃反问题争论。“五人小组”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调解和仲裁,最终制定《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肃反存有原则性争议问题分析定性。该文件肯定西北高干会以及会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基本原则和主要结论,对一些具体结论作了修订,并报中共中央审定批准,形成解决肃反问题新文件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主要结论构成此后官方关于“陕北肃反”主流表述和权威定性。“五人小组”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明确了肃反主要责任问题,平息了肃反问题带有原则性的分歧和争论,形成了对西北党史尤其是肃反问题的基本共识,为中共在改革开放后处理党史遗留问题创立了成功范例。     

刑事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学说与刑罚本质理论

刑事古典学派有两种类型,即旧派相对主义和旧派绝对主义.前者可以贝卡利亚为代表,其功利主义的意志自由理论是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之上的,在刑罚本质问题上达到了功利主义与报应刑主义的统一;后者可以黑格尔为代表,其意志自由理论则以唯理论为基础,将具有自我意识的成人的意志自由作为犯罪与责任能力的基础,没有割裂刑罚报应中的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与我国现代化模式的演进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联系当时的实际，确立了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国家工业化模式；第二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全面发展模式；第三代领导核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全面发展模式，、现代化模式的不断演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党的事业的发展。由于市场经济中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致使当前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存在不足。要从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加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落实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几个方面来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     

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探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并形成了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学说为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提供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列宁则关注和重视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问题，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把人的作用和发展置于相对独立的位置上，更重视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意义。     

世界统一性的实践诠释

人类的产生使处于原始自在统一状态的物质世界出现了真正意义的分化,使这种分化得以实现的真正动力是实践;也正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分化的物质世界不断呈现出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物质世界的分化与统一是在实践中实现的,同时也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方法论研究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蕴涵的思想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形成的思想前提 ;从抽象到具体是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本途径 ;坚持彻底的唯物史观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坚实基础 ;运用灵活的辩证思维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方法 ;从最高层次上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是把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水平的关键     

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的价值

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适当限制，是构建诚信及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同时，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是构筑确保民主、保障人权、协调多元利益、反腐倡廉的和谐社会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自传》发现始末

邓小平于1926年亲笔写的《自传》,翔实地记述了他到莫斯科之前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和在党团组织内工作情况等早期活动。这件历史档案的部分内容先后被历史研究部门和传媒界广为引述,为人们真切、系统地了解邓小平早年的革命历程提供了真实的原始依据。那么,这份仍保存于俄罗斯的珍贵历史档案如何被发现的呢?这件珍贵档案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探析

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较西方国家的企业有很大的特殊性，即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所有缺位、企业干部行政化、激励机制失效和约束机制弱化等。因此，完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必须创新委托代理机制，精简委托代理链条；取消行政干部任命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改革和创新，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     

构建生态型政府的理论探讨

构建生态型政府是缓解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抉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映射与彰显，是自主创新、谋求发展的理性选择。生态型政府是政府行政管理行为创新的高级形态，旨在实现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生态化，对内部事务管理的生态化，以及公务行为的生态化。构建生态型政府的路径包括：树立和谐共生、生态优先的政府执政理念；构建社会服务职能与生态服务职能并举的政府职能体系；构建生态功能与行政功能协同治理的政府体制；构建基于利益相关的多元生态治理模式；健全政府生态制度，椅筑生态法律政策体系；倡导绿色GDP的政绩考核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