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视角下我国政府改革的新思维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治理与善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的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进行纠错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与善治的行政改革理念和模式。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治理和善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实现我国的善治具有借鉴意义。     

促进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要根本转变政府统治的唯一权威,重视和发挥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的作用,在共同实施公共管理中形成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善治。"善治"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的过程。     

社会善治模式与群体性事件的防范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因而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良方是创建社会善治模式.即培养公民价值与公共利益至高的价值理念,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善治制度规则,推进政府改革,提升善治能力,壮大公民组织,夯实自治能力.     

政府善治视阈下的公民问责

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善治的实质与向度内在地规定了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问责。公民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具有其它问责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建立与完善公民问责机制,是保障问责效果、推进政府善治的重要环节。     

基于公民社会视角的善治政府构建

善治依赖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的良性运行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与社会互动,并推动公益事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排斥公民社会的发育,传统政府治理模式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它们使得公民社会组织协调性不足.为构建善治政府,应加强对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完善并强化对公民社会的扶持和规制.     

善治理论与我国政府改革的有限性导向

善治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传播迅速。这一理论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惟一权力主体,而是强调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并充分发挥自组织的作用,从而实现公民积极参与管理以及推进管理的民主化进程。善治理论提出的"良好的治理"模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改革的参照,我国政府改革应侧重向有限性转变。     

我国政府善治途径探析——新加坡政府治理经验及其启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善治"理念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开始积极探索我国政府的善治之路",善治"理念作为政府治理的最高目标,其根本特征就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迅速工业化使其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功,成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之一,过去的20年中,在坚持"好政府"的原则下,新加坡政府在追求政府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善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WTO与治理视野中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

在全球治理变革和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式下 ,政府将进行重大变革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都有利于第三部门的发展。但是我国第三部门却在静态特征和动态运行上都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因此要在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指导下 ,加快第三部门的发展 ,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转变 ,促进政府善治的实现     

善治与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建设

善治展示出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向,对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建设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借鉴善治理论与实践加强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建设,必须变革领导观念,科学处理党与社会的关系;发展民主法治,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与稳定;转变政党职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廉价与高效;培育公民社会,形成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良性合作与互动;加强协调整合,在化解矛盾冲突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培育公民社会 推动善治模式的普遍建立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可见,公民社会是实现善治的现实基础;反之,公民社会的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善治的形成。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良好有序的公民社会,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锻造良好的公民品质和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对于推进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     

善治与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建设

善治展示出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向，对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建设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借鉴善治理论与实践加强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建设，必须变革领导观念，科学处理党与社会的关系；发展民主法治，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与稳定；转变政党职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廉价与高效；培育公民社会，形成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良性合作与互动；加强协调整合，在化解矛盾冲突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生态善治目标下的生态型政府构建

在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以及生态管理理论薄弱与实践困惑的背景下,时代向我们提出了生态善治目标和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命题。生态型政府构建呼唤生态善治的理想目标。生态善治目标下生态型政府构建,必须以生态环境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以善治的基本要素为标准,实现政府与生态市场、政府与生态企业、政府与生态公民社会、政府与生态公民个人等良性互动的合作生态管理过程。     

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

电子治理是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建构运转有序、信息通畅、各行为主体及社会资源相互影响并共同促进而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多层次治理形态。其特征是:远见卓识的治理理念,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整体快捷的治理方式,网络开放的治理结构,动态演进的治理过程,多层融合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战略实施的价值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影响政府和社会,实现"政府再造"、"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及"社会进步发展"、"公众参与","政府与社会关系改善",最终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达成"善治"目标。电子治理对于政府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增进政务透明、强化政府责任、增强政府回应、提升政府效能";电子治理对于社会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进步、改进公民参与、保障公民权利"。其绩效参考模型体现了信息技术手段对于政府以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论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与公民参与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确立其为目前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以服务公民为导向,让公民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由政府单项度治理向政府、公民和社会合作的多元化治理转变。借鉴西方诸国的政府管理经验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列入我国政府改革的日程。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本身的改革是首要的,而这其中更离不开公民有序的参与过程。     

善治

善治（good governance）意即良好的治理．是指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一般认为,善治的基本要素有：     

论善治政府的基本内涵

作为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善治"理念已经逐渐为各国政府所接受,建设善治政府开始被视为最理想的政治目标,这是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力量壮大的必然结果。但善治政府的基本内涵究竟是什么,迄今学界尚无通说。本文从"好政府和坏政府"的角度切入,采用历史考察和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政府的施政模式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进而走向善治的必要性;依托俞可平的善治理论,阐释了善治政府的基本内涵:高效低耗和公平有信。     

“善政”体系建设与“善治”能力提高

自从有了国家及政府以后,"善政"便成为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中国政府本质上是"善治"政府,但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突如其来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必须不断改革创新,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善治"能力。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