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精神权利的秩序价值

影视“恶搞”现象引发了笔者对作品精神权利秩序价值的思考。根据洛克的“劳动财产学说”,作品是作者劳动的结果,作者应当享有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总之,作品精神权利秩序价值具有正当性。精神权利的秩序价值在现实中又具体表现为一定的秩序状态,这一秩序状态对于鼓励创作、提高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当作品精神权利所确认的秩序状态受到破坏时,法律的救济功能则会力求恢复原有秩序状态或重建新的秩序状态进行救济。     

论权利与秩序

本文拟就权利与秩序的一般关系和权利与秩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关系及其变化规律作一初步探讨。一、权利与秩序的一般关系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我们可以从统一性和对立性两个方面,对权利与秩序的一般关系作一番考察。     

浅议科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十八大报告指出了科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主要任务。文章分析了当前居民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造成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原因,提出了解决目前问题的途径,即通过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及综合运用税收、财政等手段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和完善公民(及家庭)收入信息系统,科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快形成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努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扩大的权利与扩大的义务——数字艺术行为哲学论要

数字艺术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创生的新型艺术形态,其本质在于双重互动不确定性机制.在该机制的作用下,数字艺术行为秩序较之原子艺术行为秩序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首先,数字艺术开拓出一种人人享有的创作权和传播权,消解了原子艺术秩序中的艺术创作特权和传播特权,数字艺术创作权利的本质是一种艺术发表权.其次,通过艺术发表权,数字艺术衍生出一种原子艺术秩序没有的艺术接触权,接触权也是一种普遍的、平等的、人人共享的艺术权利.另外,数字艺术还抑制了主权者的艺术监管权力.数字艺术上述扩大的权利也相应为数字艺术主体衍生出同等数量的艺术义务.相对于原子艺术秩序中的那些义务,数字艺术义务的履行即尊重各项数字艺术权利的行使、避免生产传播有损于社会大众身心健康的艺术作品在当下人工智能社会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反垄断法再分配功能初探

法律是社会利益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书。经济法是利益资源和权利的一种再分配法,是在民商法等法律所作的权利分配的基础上,对原有权利安排作出适当调整和再分配。反垄断法同样具有再分配功能,通过对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产生历史的考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国的社会现实也需要反垄断法再分配功能的发挥。     

公民维护公共秩序初探

公共秩序通常指法律、纪律以及优良的社会习惯等行为准则,一般包括公共场所的活动秩序、交通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工作秩序、居民生活秩序等。在现代社会,以权利形式体现公民利益的人权的实现,仅仅依靠公民个人获得权利和主张权     

有限公司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法理基础

多数股东滥用权利决定长期不分配股利政策的情形下,多数股东的股利分配权遭受实质侵害,法律应当给予救济。强制分配股利之诉作为可能的一种救济途径,是司法在尊重公司自治之基础上对权利滥用与公司法基本规则被损害时的必要矫正措施。相比于其他救济方式,强制分配股利之诉不仅具有实体法的正当基础和现实可行性,在特定场合下也具有其制度优势。     

论侵权法的基本定位

侵权法是矫正正义的体现,权利立法是分配正义的体现。侵权法以权利立法所确立的利益格局为出发点,在既有权益被侵害时,发挥矫正功能。侵权法以整个法秩序为背景,旨在保障现有价值体系的实现。侵权法与合同法所面向的生活关系不同,现代法上二者在价值层面逐渐交融,但这并不影响侵权、合同二分法的存续,合同所确立的权益也在侵权法保护范围之内。     

银行卡收费的法律思考

银行卡消费者的权利不仅包括物质领域中的实在权利 ,还包括精神领域的理念权利 ,更包括捍卫法秩序的社会权利。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这些权利。     

台湾地区军事司法的价值取向——以军事司法审级制度为视角

军事司法主要有两大价值,即秩序安全价值和权利保障价值。台湾地区军事司法的价值取向经历了维护军事秩序和安全的一元价值到秩序安全优先于权利保障、秩序安全和权利保障并重的二元价值的发展过程。军事司法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是台湾地区军事司法制度现代转型的内在动因,其突出表现是在军事司法审级制度方面,1956年之前实行一审一核制,1956年以后实行复判制度,1990年末改为实行上诉制度。在军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过程中,坚持以军人权利保障为基本价值理念,以促进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现司法公正为出发点和归宿。     

论警察权与住宅权的冲突与平衡

陕西黄碟案和超级玛丽组合案凸显了执法实践中警察权与住宅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秩序与自由的矛盾、权力与权利的分配三个层面。但这些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如果合理配置警察权力、恪守自由的边界、建立行政契约,可以达到警察权与住宅权的平衡。     

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审视中国当今收入领域中存在的贫富分化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针对我国分配领域己存在的分配秩序混乱、收入差距过大等突出问题,我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充分考虑、保障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原则对于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如何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亟需改革,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则是重中之重。本文从分析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以提出立法建议为归宿,指出建立由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基本工资法》和建立健全非法收入处置制度是当下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重要法律对策。和谐社会不会一日建成,规范的收入分配秩序更不会毕其功于一役,而收入分配秩序的规范则必将对于和谐社会的形成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论军事司法的价值

军事司法的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保障军人权利和维护军事秩序,此二者被认为是军事司法的两大本位价值。传统的观点认为军事司法在平时主要保障军人的权利,在战时主要维护军事秩序。本文从军事司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角度出发,认为军事司法在保障军人权利和维护军事秩序方面,不存在先后和主次的关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论立法的正义性原则

作为法伦理观念的正义表达了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下,以权利的合理性分配为核心内容的法律道德价值需求。因此,分配正义是立法的正义性原则。     

从互动到合作:社会转型期公法权利诉求与公法权力回应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利益多元化凸显,权利主体性增强,由此形成了适合公法权利发展的新的促生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催生了新的权利诉求,诉求在权利主导模型下被转化为权利,需要权力作出及时、全面、合意化和人本化的回应,由此形成权利和权力的良性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应形成以权利本位为支点,以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为支撑的互动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公权力者同时扮演着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冲突利益的协调者、公共政策制定的合作者与指导者的角色,使得互动功能在公法秩序下得到最大的发挥,并引导良性互动走向合作。     

现代性视域中的伦理秩序

本文在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社会界分基础之上，立足于现代性社会价值立场，研究现代性社会伦理秩序之真实内容。认为，宗法-礼俗是前现代伦理秩序范式，其核心是宗法等级制；公民-权利是现代伦理秩序范式，其核心是权利及其平等。这两种伦理秩序范式的差别与对立，并不简单地是近代以来东西方民族间伦理秩序的差别与对立，它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建立的伦理秩序应是公民-权利范式。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权

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权是审判方式转型背景下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该项权利的实现有利于法院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和维护国家的民事法律秩序。目前民事诉讼法关于申请调查取证权的规定还过于原则,需要明晰该权利的构成要件,研究该权利在诉讼实务中的运作状况。修订《民事诉讼法》时,还应当制定用于调整行使这一权利所引发的利益冲突的具体规则。     

土地权利纠纷及其司法解决机制初探

对土地权利纠纷的司法解决是建立在对纠纷当事人权利准确认定基础上的。在科学认识当事人请求权基础的提前下，对各方当事人利益进行合理分配是解决土地权利纠纷的有效路径，也是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权利平等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长效工程

收入分配改革的命题不是简单的收入＂差距＂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公平＂问题。公平分配是以权利平等为依据的,有多少权利就能获得多少收入;权利决定收入,权利不平等则收入分配就不可能公平。收入差距与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级别之间的权利不平等直接对应;权利,在内容上按经济市场、公民社会以及政治国家三大领域归类,在结构上按归属权和行使权划分,则可以发现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或者相反的特性。收入的公平分配,关键是从多方面保障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