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游说与国会决策

本文指出,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总统已经逐渐成为国会最具影响力的游说者,其游说直接影响到府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影响国会立法和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对总统游说国会的不同方式进行了阐述后,文章进而探讨了影响总统游说成效的各种复杂因素.作者认为,游说的能力和效果可以反映一个总统的实际领导能力.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美国国际贸易政策

美国政治制度的变迁特别是府会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在一个分立的权力体系下,作为美国国际贸易政策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其最初创立到不断扩权、角色转化的过程就是总统和国会不断争夺国际贸易政策权的过程.国会不断挑战以行政为主导的"1934年体制",试图建立新的府会共管的国际贸易制度.府会关系的变化不仅直接决定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权限和地位,也影响了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谈判行为.     

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历程、动力与特征

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对国家安全体制进行了力度不一的改革。经过60多年的改革,美国已形成了一套以白宫为中心,府会调研组织和智库提供政策咨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等机制或机构辅助总统协调和决策,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等职能部门负责执行,国会、政府问责局、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实施监督的国家安全体制。客观环境的变化、新安全观的形成、总统的个性和行政部门的倡议、国会的推动、智库的研究、公众舆论的压力,等等,是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的驱动力。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呈现出既制度化又不失灵活性、国家安全委员会地位的周期性升降、采取增量改革路径及整合性越来越强等特征。面对愈益复杂的安全挑战,美国仍将致力于打造更具整合性、更高效灵活的国家安全体制。     

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演变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

俄罗斯独立以后,虽然在政治上建立了超级总统制,而且从形式上确立了总统是俄罗斯政治决策的绝对支配者,但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利益集团力量强大,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在独立初期,俄罗斯政治决策实际上是权力与"知识产权"的"契约式"决策;随着知识精英在政治权术的博弈中纷纷落马或蜕变,以及寡头利益集团的兴起,"俘获式"政治决策完全取代了原来的"契约式"决策,并引发了俄罗斯云波诡谲的政坛危机;普京执政后,在打击兴风作浪的寡头的同时,也有意培育并有效控制着俄罗斯新的利益集团,从而使国家机构的正常决策职能得以恢复,为俄罗斯的复兴打下基础。     

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主义政治

对半总统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政治科学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其原因是绝大多数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转型国家(即原苏东集团国家和原法国、葡萄牙殖民地)选择了半总统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中,出现了过渡模式的多样性。即两种最自然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统—议会制和议会制)、一种略显波折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理—总统制)和两种偏离了原来发展路径的过渡模式——过渡到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格鲁吉亚、2005年前的亚美尼亚和2006年前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及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乌克兰)。根据研究,半总统制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频繁出现,共有六个方面的原因:1、半总统制和共产党中央与政府之间的二元权力结构模式之间存在相似性;2、戴高乐主义者(Gaullist)把行政权力分割为战略和管理两部分功能的主张很容易被理解和应用;3、即使宪法赋予议会任命总理的权力,但由于议会选举结果往往并非自动产生多数派,在此情况下,总统就会拥有足够干预总理产生和内阁形成的机会(立陶宛和后橙色革命时期的乌克兰);4、在由选民直选总统体制过渡到议会选举总统体制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对议会选举产生总统时所设条件的增多(比如,不是简单多数,而是3/5通过方式),而这通常会导致总统长时间的空缺(1990年代的斯洛伐克和2009年以来的摩尔多瓦);5、民选总统看起来更加民主且更能回应选民影响国家政治的愿望;6、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半总统制国家政客们的"演技"使得他们国家的政治能够"娱乐"那些不愿放弃进入"半总统制剧场"门票的民众。     

府会关系视野下的美国反倾销政策变迁

美国白宫与国会的互动关系是观察美国反倾销政策变化的重要视角。一般而言,"分裂政府"的反倾销政策比"一致政府"的反倾销政策更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在"分裂政府"的府会关系模式下,执掌白宫的党派常会被主导国会的另一党派施压,政党理念让位于府会斗争,反倾销政策主要受府会斗争影响。在"一致政府"的府会关系模式下,政党理念会超越府会斗争,反倾销政策主要受政党理念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共和党主导的"一致政府"相比,民主党主导的"一致政府"的贸易政策更具有保护主义特性,对反倾销政策的执行会诉诸更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     

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审查研究——兼论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博弈

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但意味着金融和经济危机,更衍生了欧盟的社会和政治合法性危机。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推出的反危机措施虽然收到抵抗危机与稳定欧元区之效,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欧盟经济治理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却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损害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合法性,更刺激了欧洲一体化三种模式之间博弈的激烈化。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欧洲央行推出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和"公共部门购买计划"先后接受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在初步裁决机制中,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主要关注欧洲央行上述计划的货币政策属性及其与"禁止货币融资"条款的一致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则立足于德国《基本法》的民主原则。两个法院两种不同的司法判决逻辑背后事实上是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竞争: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构成的"欧盟经济政府"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以及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所代表的"民主的、主权的成员国"的有限一体化模式。面对反危机措施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造成的欧盟民主与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提出了有关财政经济政策一体化与推动民主合法性重心向欧盟层面转移的民主联邦主义模式主张。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与欧委会主席选举将成为三种模式的博弈之战,其结果也将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路标。     

“抵消战略”与卡特时期美国核战略的延续与变化

美国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根据自己对美苏核均势以及苏联对外扩张局势的判断,认为美国有必要调整军事战略,更加灵活地使用核武器来威慑和遏制苏联。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等局势的推动下,布热津斯基与国防部长布朗一起制定了阐述"抵消战略"的第59号总统令(PD-59)。该令得到卡特的批准。实际上第59号总统令正是对尼克松政府第242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SDM242号文件)的继承和发展,在坚持第242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体现的"灵活和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并注意控制危机升级的基础上,第59号总统令进一步增加了美国核武器运用的灵活性、扩展了打击目标的范围、加强了军事计划的应变能力和持久力,以增强针对苏联威慑的可信度。     

乌克兰-欧盟联系国协定与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起源于2013年11月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作为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联系国协定一旦签署,将为伙伴国与成员国之间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奠定基础。乌拒签联系国协定之所以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在前苏联空间展开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在乌克兰危机的演变过程中,欧盟对乌反对派无条件的支持,也对乌局势的发展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乌新政府最近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意味着欧盟与乌克兰的关系回到了危机爆发前的原点。然而,无论是欧盟还是乌克兰,抑或是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已经而且还将受到乌克兰危机的深刻影响。     

现代总统制中的后现代总统——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及其制度制约

总统制是美国人的发明,自美国建国以来,总统制尽管曾遭遇危机,但基本上没有脱离美国宪法规定的框架。然而,随着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在美国主流学界开始出现忧虑美国总统制未来的论调,这一论调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学界关于后现代总统的讨论合在一起,成为总统制争论的一个焦点。特朗普当选将对美国总统制产生何种影响?美国总统制能否有效约束特朗普的个性释放?美国政治走向和制度前景如何?围绕这些问题,对美国后现代总统的理论研究和2016年总统大选的案例研究表明,美国总统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谓的后现代总统仅仅是总统问政风格的变化,并不会动摇美国总统制的根本。本质的问题是美国府会合作机制的功能调适和结构调整,支撑美国复杂总统政治现象的总统制度在可见的未来仍然保持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