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改革刍议

现代司法理念是现代社会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内容不仅应当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法治的特点,而且还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做到司法为民。以司法为民理念为指导,才能更好地对传统进行批判的继承、对中外法律文化进行选择与嫁接,才能走出司法改革的误区与困境,构建符合本土特点的能真正担负起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维护公平与正义的独立的司法体系。     

刑事和解的探索与实践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孕育出来的新型司法制度,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刑事法律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司法领域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应充分借鉴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与经验,积极探寻和整合本土资源,并结合我国已有的刑事司法实践,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     

法治中国建设中司法公正思想的理论渊源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民族,在法治中国建设中,我国的司法公正思想在深深扎根中国社会的同时,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西方先进国家治理中的好东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司法公正思想提供了精神要义,指出:法律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现司法公正必须辅之以相应的制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司法公正思想提供了丰厚滋养,认为:司法官吏严格执法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社会效果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司法官吏会对实现司法公正产生巨大影响;西方先进文明为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司法公正思想提供了深刻借鉴,提出:实现司法公正要注重司法改革与法律制度的创设、要将人民群众普遍参与司法制度化、要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困境与出路:“美丽中国”法律保障的反思与前瞻

当前我国在美丽中国的法律保障方面存在立法技术滞后、回避矛盾,制度设计不当、保障不力,执法体制不顺、能力不足,司法保障不力、功能错位,公众知情受阻、参与受限等深层次的困境。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基本法与单行法协同、行政与司法并举、管制与市场并用、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未来应当从提升立法质量、改革执法体系、强化司法保障和扩大公众参与等多个层面着力改良法制,进一步健全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机制。     

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的困境分析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模式可以描述为"外诱--模仿型".与西方发达国家"内激--内生型"的发展模式不一样,同时,它身上有更多的工具色彩.这使得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有两个主要的参照资源,即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和中国本土的政治制度安排.其错位体现为既有忽略国情而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又有以国情为理由而过分迁就现实.为此,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遇到的困境主要是:当代中国民主化过程与公务员制度化过程重叠,后官僚制国际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影响,过去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包袱和当代中国的动力困境等.     

俄罗斯民事检察制度的变革及其启示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加强人权保障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总趋势。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愈来愈引起关注,在我们不断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理论和经验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我国的检察制度和俄罗斯的检察制度有着很深的法律渊源,我国的民事诉讼在多方面也深受苏联的影响,借鉴俄罗斯民事检察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成果,思考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不足,对完善我国民事检察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优化司法行政职权配置

司法行政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我国司法行政制度存在的深层次体制性问题日益凸现,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重点是要优化司法行政职权配置,建设统一、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话语垄断的解构

西方政治文明实践的合法性话语是西方话语的根基，肇始于“西强东弱”的历史时代。伴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到，东西方“攻守势易”的萌芽初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日益显露出无可比拟的优势。在这一优势的基础上，一方面，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负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全新的民主形态的角度，完成了对西方传统选举民主的去蔽；另一方面，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作为全新的政党制度形态，也意味着对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超越。正是这种去蔽与超越的双重努力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有机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的本土建构进程中，进而推动实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于整个西方话语垄断的解构以及对于本土阵地的复归。     

司法职业化问题再思考

梳理近年来学界对于司法职业化改革方向的主要探讨,将超越性观念引入目前司法职业化改革过于操作性的讨论,在司法的功能究竟是解决争议还是适用规则的这一二难论题中,深入分析讨论中国学界对于司法职业化,尤其是司法职业化中的去司法地方化和去司法大众化的改革方向,能够得出更有益的认识。     

新形势下的司法改革——兼论群众路线对司法改革的价值

我国的司法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主要归功于我国能够根据国情的变动而不断地对陈旧的、不适合中国发展的司法规范、司法程序以及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在今后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司法改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司法改革的活动过程中,我国应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指导,寻求一条能够真正对人民有利的改革道路,充分重视陪审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让人民能够切实参与到司法工作中。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三个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指导下,社会各阶层总体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这是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的问题,并为人们所关注。就目前的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影响来说,要引起重视的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     

论新时期的党群关系问题

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十六大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它对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群关系的必要性 ,然后从分析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入手 ,系统阐述了建立互动合作型党群关系的措施和办法     

关于信念、价值和利益之关系的思考

在信念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脱离经济基础、脱离价值和利益等因素,去单纯地谈论信念问题的倾向。从根本上说,这种脱离经济基础来谈论上层建筑,脱离社会存在来谈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批驳这种错误倾向,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信念观,则要求我们必须对信念、价值和利益的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分析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问题可以用贫富差距扩大这一概念来概括,而不宜用别的概念,无论是从基尼系数还是从五等份法来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既有属于历史的原因,也有属于非正常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宜一概而论。缓解中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对策在于实现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税收制度等等。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目前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困难重重,问题多多.必须从加强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完善监督体系,拓宽监督渠道,强化对"一把手"权力授权过程、权力运行过程、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制约,确保"一把手"掌权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     

Planning the fu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st

Margo Anderson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urban affair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She is author of numerous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and census-taking;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and Labor Force Change;and, forthcoming fr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e American Census: A Social History.     

也谈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中苏同盟的破裂，既源于中苏意识形态内在的深刻的分岐，也与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以及中俄两国文化差异性有莫大的关系，同时也与冷战有着直接的关联。     

论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并及法律的未来

应该说,法官与法律的关系是以司法为视角进行法学研究时所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已有相关理论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两个基本结论:其一,理想的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应当是:法官乃法律的有限诠释者;其二,为了更好地保证法官与法律之间的这种理性互动关系,应当创制原则性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