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启示——以柘荣县为例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下的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基于历史、理论、制度的三重维度分析,总结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柘荣县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成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调动群众参与,推进多元共治,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有助于进一步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到基层治理实践,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志愿服务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志愿服务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道德引领、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社会动员功能,对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合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活力、激发基层社会治理动力、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效力具有重要作用,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手段。从结合点、关键点、突破点、落脚点等三个方面厘清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从资源嵌入、文化嵌入、场域嵌入等三个方面分析志愿服务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嵌入路径,从而得出志愿服务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机制创新。为此,要着力于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机制,夯实治理基础;健全志愿服务动力培育机制,激发服务活力;完善志愿服务能力提升机制,提升治理效能,保证志愿服务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常态化、长效性和社会化。     

文明实践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民情再造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畅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精神通道的铸魂工程,也是基层社会民情再造的关键举措。有效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仅要关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运行过程,还要理解个体与情感维度的微观机制。借助空间、资源与行动三个向度的有效整合,文明实践形成了组织与制度层面的良序运行。引入互动仪式链理论,进一步分析组织行动中的情感机制,是理解文明实践微观机制的关键。在情感聚合、情感锦标赛、情感可视化三重机制之下,文明实践实现了情感链条转换、正向情感增能与情感过程管理,基层治理的民情基础也得以再造。情感视角的民情再造解读与"过程—机制"的双层分析,拓展了组织制度分析的局限,丰富了基层治理研究中的微观机制讨论。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发展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指向和战略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而有效治理的核心在于建构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新时代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行动逻辑层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遵循的是整合碎片化乡村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培育乡村社会自治能力的逻辑;在实践路径方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在于增强乡风文明建设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引领、政治吸纳与嵌入动员相结合的组织建设,以及民主决策与执行监督相统一的行动统筹。通过凝聚治理共识、增强治理合力,从而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性追求与制度化路径

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一种制度化探索,承载着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基层自治,建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以及优化公众参与机制等时代使命。在社会内部变迁和国家治理转型的双重驱动下,当前基层协商民主呈现出丰富的实践样态,体现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性追求。然而,实践中多重主体和多重制度逻辑的运行张力,也导致了基层协商民主共治机制乏力、可持续性发展受阻、运行目标偏离以及社会主体性力量凸显不足等问题,亟待在更高层次上加以系统谋划,实现制度化运行。这就要求进一步优化协商驱动的统合机制,完善协商运行的共治架构,革新协商实践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基础,使基层协商民主的多重参与主体和多重制度逻辑能够协同发力,进而实现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新时代,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体现了鲜明的唯物史观,也是应对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多样化、社会结构异质化、社会风险聚集化的客观要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凝聚价值共识难度大、体制机制不健全、本领恐慌等一系列现实困境,需要从政治引领、价值引领、制度引领、组织引领、服务引领、资源引领、技术引领等方面入手,切实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     

农村基层治理有效中的可控式协商：概念内涵、运行机制与价值限度

我国基层协商治理需要处理行政和民主的关系，弥合治理价值和民主价值冲突。可控式协商强调弹性控制、有限控制和柔性控制，其本质是一种以人民赋权的民主行政对协商民主机制运行的“可控”，以发挥民主优势，提升基层协商治理效能。通过对T县基层协商治理案例比较发现，T县协商治理是一种可控式协商，包括议题输入机制、议题协商机制和议题输出机制，分别对应协商预先可控、协商过程可控和协商事后可控。可控式协商的价值，一是缓解基层协商治理中的价值冲突；二是提高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民主性；三是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协商热情；四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其发展受到行政权力属性、可控程度和协商人员素质三因素的限制，可以从强化权力监督、厘清可控要素和开展实践学习三方面不断优化可控式协商的治理有效性。     

关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石家庄高邑县为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十四五"规划建议第48条专门论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特别关注基层社会治理。河北省高邑县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县域综合试点之一,近年来,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积极开展"一网先行,三治并进"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社会治理视域下执政党与社会的沟通及其改善

在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与社会沟通是执政党一项基本的社会性功能。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来看,社会结构的多元性、社会组织的多样性以及信息化浪潮所带来的技术变革都给执政党与社会沟通带来了诸多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从实现政党社会功能的回归、重视基层党组织的沟通作用、健全政党的多元化沟通机制以及创新政党沟通社会的技术工具等方面来提升执政党与社会沟通的能力与效力。     

“复合式党建”: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体制构建的目标选择

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是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趋向。新时代深入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必须高屋建瓴地科学设定体制改革目标。立足国家-社会转型复合化与政党整合困境复合化的现实环境,把脉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实践的复合取向,提出以"一体五联"为内涵特征的"复合式党建"体制构建目标,即"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联通、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联体、政党体系与党外体系联接、垂直领导与民主嵌入联结、科层机制与社会机制联动,构建党领导的复合共同体"。这为新时代深化城市基层党建体制改革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有助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