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而信息保密则是一国维持管理秩序之必需,也是其维护特殊法律关系之必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突破传统保密观念,既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同时又存在泄密隐患,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目前,调整信息公开和保密关系中存在的法律障碍有:调整保密关系的法律发达,调整信息公开的法律缺乏;已有的法律规定观念守旧,客观上阻碍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推广;政府信息公开的现有法律,其法律位阶较低,不足以解决信息公开与保密中存在的矛盾;现有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较小,界定公开与保密的标准不统一、不合理。因此,及时调整法律,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关系,就要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信息公开法原则;科学确定公开与例外的界限;建立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司法权来制衡行政权;追究故意不公开信息的法律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我国的实践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公共管理的语境下,政府信息公开是有效制约公共权力的前提条件。信息公开与信息不对称、政治参与、权力寻租等问题密切相关。我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实质性完善:重整公开与保密的关系,实现事务型公开向权利型公开的转变,建立信息申请被拒的申诉机制,以便从制度上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政府应依法规范依职权信息公开——兼评"砒霜门"事件

政府信息公开是现代民主宪政国家的基石之一.其中,依职权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得以有效展开的首要内容.与其他行政活动相比,其违法或失范更易引发社会不公正,严重破坏政府公信力.建设阳光型政府应树立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意识,规范依职权信息公开制度的程序和实体内容,明确政府责任,建立行政救济制度.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洽意义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当代各国正在普及的一项制度，建立以信息为核心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已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因此，研究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之反思

与一般信息公开不同的是，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关涉公民的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拥有者利益之间的平衡，此类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更关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整体发展。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信息公开面临着“商业秘密”内涵的宽泛性、第三人不同意公开的强约束性、行政机关行使利益衡量职责的消极性以及司法审查的有限性等困境。在制度层面完善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必须完善政府信息之法，为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提供可操作的法律依据；加强行政机关能力建设，为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提供内部支持；健全司法审查制度，为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     

论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的构建

公众参与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和事项的确定,关系到知情权、隐私权等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及其相互之间的平衡。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制度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也是合理认定公共利益的需要。然而,综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公众参与制度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缺失。为贯彻参与民主理论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要求,应当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制度。其具体的制度框架应当包括: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听证会制度;设置独立的政府信息公开审查咨询机构。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为例

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基本情况的分析表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对原告申请内容的审查标准、政府信息的认定以及政府信息的真实性、公开义务的认定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建议从标准的设置与适用、政府信息范围的可操作性范畴、诉讼类型化以及确立案例指导制度等方面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为例

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基本情况的分析表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对原告申请内容的审查标准、政府信息的认定以及政府信息的真实性、公开义务的认定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建议从标准的设置与适用、政府信息范围的可操作性范畴、诉讼类型化以及确立案例指导制度等方面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     

美国、英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比较与借鉴

美国、英国在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分析和比较,对如何建立有效、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进行探究,以期为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限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执行遇到很大的阻力,这是政府长期信息不透明下的惯性所致,也是因为对信息公开存有心结。从规范层面讲,这些阻力不是来自于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不理解,而在于对信息不公开范围的错误解读,甚至是恶意解读。科学准确地界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限制,包括界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工作秘密、内部资料等概念,是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首要之举。     

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困境与因应

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是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对知情权的法治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在实践中出现了从制度到运作的诸多问题,其原因来自制度的不完备以及公权主体的传统观念。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化一方面要不断完善规范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备的责任追究机制,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     

经验与借鉴：欧盟环境信息公开与中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在全球政府信息公开及环境保护立法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已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领域开展了立法和实践,尤其是2008年5月实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更是这一领域的专门性立法。但是,通过与欧盟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立法体系比较发现,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立法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过为狭窄;环境信息公开的客体范围狭小及环境信息公开救济途径缺乏。本文在借鉴欧盟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下,提出了完善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几点建议。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模式选择

通过对外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三种立法模式的考察,分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地方先行立法的实践经验,地方先行立法模式是唯一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模式,但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仍需进一步完善。     

论政府信息及时公开原则及其实现

信息的本质之一就是其时效性，缺乏时效性的信息是毫无价值的信息，这是信息学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对相对人的信息申请及时做出决定，以使申请人能及时得到其需要的政府信息。为此，我们应在政府信息公开法中确立及时公开原则以及相关制度，诸如时效制度、协助制度，繁简分类程序以及其他相应配套制度等。     

市场过程、信息协调与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分析的一个新思路

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一种方式。在实践中 ,赶超型的产业政策往往被政府官员所偏好 ,但是这种政策忽视了市场过程中市场主体所拥有的信息实际上比政府官员知道的要多 ,因此在大多时候它们都是一厢情愿的。从市场过程的角度看 ,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人们只能进行模式预测。因而产业政策必然是指导性的 ,且其作用领域也应是在市场无法协调的领域     

困境与理路：网络问责的政府回应性分析

随着公民问责意识的逐渐增强，我国政府对网络问责的回应性不断提升，取得了良好的回应效果，但依旧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政府权威信息缺失、政府回应的思维方式滞后、回应方式失当、官员回应能力和素养不足以及政府回应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等。要提高政府有效回应网络问责的基本理路，需推进政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提升官员回应能力与素养，建立长效的网络民意收集与反馈机制，完善规范政府回应行为的法律法规，提升政府回应的主动性。     

政府信用与政府能力刍论

政府信用对社会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 ,我国政府信用出现了下降的趋势。重塑政府信用的可行路径是 :必须加快法制建设步伐 ,严厉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 ,建立相应的权力监督体系 ,拓宽信息披露渠道     

政府官员媒体语言表达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标志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由被迫公开信息向自觉及时公开信息转化。面对媒体,＂无可奉告＂被列为政府官员的禁语。既然面对公众媒体必须要说话,那么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摆在了各级官员的面前。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现状和存在问题分析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却面临公开范围不明确、公开方式滞后、监督和保障不力等难题，严重阻碍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对《条例》实施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深入分析是政府信息公开有序、健康发展的基石。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限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执行遇到很大的阻力，这是政府长期信息不透明下的惯性所致，也是因为对信息公开存有心结。从规范层面讲，这些阻力不是来自于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不理解，而在于对信息不公开范围的错误解读，甚至是恶意解读。科学准确地界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限制，包括界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工作秘密、内部资料等概念，是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首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