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互补与融合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取向是以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为基本取向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在政府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推动下,新公共管理理论悄然而至。但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再审视则表明,新公共管理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普及各国的公共管理模式。而官僚制因其所蕴涵的理性价值以及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而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官僚制日益成为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众矢之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因此,公共管理改革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两者的互补与融合,这也是我国新一轮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官僚制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新一轮浪潮。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 ,而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行政模式 ,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官僚制模式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它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模式等纠错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 ,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不相容选择 ,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新公共管理下的官僚制价值——兼论我国行政组织的改革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各国传播开来,改革者批评官僚制导致了组织的僵化和低效率,引起了民主政治的危机,并忽视了组织中人的因素.本文在分析官僚制及新公共管理对其批评的基础上,认为新公共管理并没有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官僚制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行政组织改革应以塑造理性精神,完善官僚制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借鉴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     

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克服我国官僚制弊端

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主的西方当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在欧美这一理论指导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西方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实践对官僚制进行的现实超越,代表着未来世界各国行政模式选择的必然方向。我国现行的官僚制是作为一种古代官僚制的传承而存在的,相对于西方现代官僚制来说存在诸多缺陷,属于前现代官僚形态。要充分认识欧美当代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在对理想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等当代西方行政学理论、运动与模式的借鉴中克服我国现行官僚制弊端,实现我国公共行政模式的跨越式发展。     

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嬗变:从官僚制到网络治理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历经了官僚制、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和网络治理五大阶段,每一种理论范式存在着其合理性和限度。考察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演变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各种范式的经验教训,吸取其理论成就,对于当代中国政府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继承与超越—对官僚制的再认识

官僚制是以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对效率的负面影响,对民主的威胁,对个性的压抑,使其倍受争议。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官僚制的发展却明显不足,因而中国应该加强官僚化力度,吸收官僚制的精华,借鉴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强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官僚制破窗、管理再造与螺旋创新

新公共管理是基于传统官僚制存在破窗而导致"管理失灵"的情况,运用市场化的方法和工商管理的经验对官僚制进行无缝隙再造。但是因其庞大的修补计划以及管理的复杂性和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性等原因,产生新的破窗,从而催生后公共管理的兴起。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后公共管理,一方面可以看到管理改革和治理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公共部门改革和管理提供批判性的多元思维视角和实践模式,催生了公共部门管理变革的螺旋创新模式。     

理性官僚制:危机、突破与回归

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由于各个阶段不同的现实需要 ,以及各理论学派观点的差异 ,由威尔逊和韦伯等创立的理性官僚制在近百年中先后经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不断丰富与发展。特别是 1980年以来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理性官僚制进行大胆批判并欲求在理论范式上突破这种盛行于公共组织百年的官僚体制。然而 ,客观地分析历史与现实使我们发现 ,对理性官僚制的创新与挑战 ,动摇不了这一古典制度范式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突破其实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官僚范式的回归。     

官僚制理论回顾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官僚制在历史进程中对维护社会稳定 ,保持资产阶级政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公共管理不应该是对官僚制的简单摒弃 ,而应该是“扬弃” ,是克服与保留并存。中国行政改革借鉴官僚制的理念 ,应主要体现在实现行政管理的理性化、法制化和科学化上 ;应做到行政管理的服务化和效率化 ;力求行政机构的小型化和行政服务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官僚制评述与新公共管理改造

尽管官僚制需要改革,但学术界和新闻界对官僚制的批判存在众多相互矛盾之处。实际上,官僚制在公众心目中形象并不是很差。新公共管理中的治理理论对官僚制的改造作了不同的阐述,其中彼得斯的治理模式有值得借鉴之处。     

转型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塑造——对企业化政府的冷思考

理性官僚制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学者推崇企业化政府理论。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经验,超越传统官僚制,建构现代官僚制,才是转型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塑造的理性选择。     

理性官僚制的缺陷与变革

官僚制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理性官僚制原则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文章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 ,下放权力 ,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 ,从而克服官僚主义 ,提高效率 ,树立政府新的形象。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性官僚制

我国虽然处在西方公共管理的改革时代,但并不完全具备实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社会条件,应该谨慎借鉴,而且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官僚制相比,我国并没有建立起严格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理性官僚制更适合我国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需要。     

新公共管理中公共组织模式的嬗变

新公共管理浪潮中的政府再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矫治了官僚制规模庞大、权力集中和垄断等痼疾,但并不能摈弃官僚制。政府官僚制仍将在政府掌舵职能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塑官僚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而中国的官僚制发展则明显不足,低效、缺乏理性的官僚主义却日渐盛行。官僚制的核心精神符合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而中国行政改革目标的实质也与官僚制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中国应加强官僚化的力度,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精华,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反思理性官僚制——摒弃还是完善

对于是否应该摒弃官僚制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理性官僚制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并不应该被摒弃。我们需要的是运用如新公共管理这样的新的行政理念，对理性官僚制加以调适，使其适应已发生变化的外在环境。     

对完善中国目前公共组织形态的几点思考

20世纪初,德国的马克斯·韦伯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官僚制模式。然而,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来看,中国目前尚不能完全抛弃官僚制的组织形态,而是应该通过弥补中国官僚制运转中的种种不足,同时借鉴新公共管理中的某些积极因素来改进中国的公共组织形态。但是,在借鉴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理性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运用文献综述法,对理性视角下中国官僚制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理出中国行政改革未来发展模式观点,即新公共管理说,理性官僚制重塑说,以德行政说,服务型政府说和综合说等。最后对我国官僚制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以期对转型期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及其结构性冲突

以效率和稳定见长的官僚体制作为一种组织体制是有着内在缺陷的,其外在表现是效率的有限性和对人性的压抑,根本原因则是工具理性的缺陷及其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同时,作为一种非市场性的公共行政组织而存在的官僚体制,在现代社会中与代议民主制、共同参与民主制和西方社会经济系统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并由此而成为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在动力.     

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在中国的遭遇与发展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其本身也被看作是效率与民主的藩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中国现实官僚体系地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