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与重塑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慈善事业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是慈善组织的生命所在。慈善事业以自愿和信任为基础,其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善组织自身的建设与能否获得公众信任。然而",郭美美事件"、"尚德诈捐门"、"中非希望工程"等一系列负面事件致使我国的慈善组织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公信力危机,其对中国慈善事业造成的致命伤害一直未见好转。慈善组织挽回公信力的关键,是加强组织自身的规范制度性与自律性,完善多方监督机制,加快相关法律建设。     

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和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现象,在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上要客观地构建起一个多元化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组织一起整合协同的功能优势。能够有效对市场调节失衡等不足进行有效的补充,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府宏观调控失灵的现象,其逐渐成为协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目前各项保障机制还有待提高,我国的社会组织面临着缺少制度的保障,资金供应能力不足显示出的困境,使社会组织很难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未来,如何拜托国家制度的限制、充分整合社会各种资金和资源,构建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有效保障措施,是社会组织想要走出困境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现状、困境及策略

在全球治理体系背景下,构建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主体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尚处在起步阶段,不仅缺乏国际化的人、财、物等资源,还缺乏国际化的能力和经验。因此,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视角来进行社会组织国际化的顶层设计,需加强社会组织走向国际事务的战略研究,加强参与国际化战略实施的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设计并实施可持续的发展项目。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一直在起伏中前行,在曲折中发展.从1978年至2012年,中国社会组织经历了“复苏发展期”、“曲折发展期”和“稳定发展期”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从2012年末和2013年初,伴随新一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中国社会组织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3年可能是中国社会组织第四发展阶段即“增速发展期”的新起点.可以预期,中国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与时机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增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国"软实力",这是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能力和进一步扩大作用范围提出的新目标要求。全球治理是国际范围内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各人类组织,协同解决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类生存发展质量的困境问题的体制机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属性、组织形态和国际认可度,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等相关国际事务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中经济实力得到不断积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明晰、国际事务参与意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创造了有利时机。     

论人民政协的组织属性

在当今中国,"基于统一战线的组织"有多个,而"统一战线(自身)组织"只此一个,即人民政协。尽管人民政协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曾有变化,但其独特的组织属性却始终没有改变。无论从国家政权的原则、制度与权力结构维度,还是从国家制度的总体效率维度,无论从民主政治的"权源"维度,还是从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维度,分析显示,人民政协应当坚持其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独特组织属性,而不宜改变成为国家机关。为了"用足"制度空间,发挥好"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人民政协应当注重统战性、政治性和协商性。     

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角色:政社关系视角

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体系被逐步构建,社会组织日益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接主体。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中,社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单一不变,而是呈现多样化色彩。本文在文献研究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尝试从政社关系维度构建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角色的分析框架,并据此分析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角色和发展策略。     

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以治理与善治为视角

社会转型加快与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环境下,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社会组织影响作用日益扩大,如何加强社会组织的发展管理已成为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全面地总结中国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从中国梦的层面,治理与善治的视角研究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与模式改革创新研究结果可以为社会组织体系的建立健全提供理论支持。     

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强社会、强国家”

中国需要一个强国家,但更需要一个强社会。基于目前我国社会发展不足的现状,强社会的建设应当成为重中之重,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依法治国;二、保持适度的政府规模和足够的社会自主发展空间;三、依法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秩序;四、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环境、社会组织与社会能力建设。     

促进改善民生是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的重大使命

人民在国家中占什么地位，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坚持什么制度的根本标准。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奋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这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并专题论述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问题。     

当前我国公民道德的“透视”与“再构”

公民的道德素质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形象。但是最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的道德环境有所恶化,公民道德滑坡成为社会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针对社会道德缺失的现象提出某些道德建设的对策和建议显得非常重要。     

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角色定位

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并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中发挥作用,如近几年不断发展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更能体现这一发展趋势。政府购买社会公共组织服务一方面减轻了政府在无力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压力,另一方面还权于社会,促进社会自主治。这种模式也逐渐成为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鉴于这一模式的重要意义,着重于解构社会组织在这一模式中的作用,并希冀能为完善其角色扮演发挥些许作用。     

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

混混与乡村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样态和困境的新视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乡村混混逐渐实现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与乡村组织援引混混等灰色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存在高度关联。后税费时期,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的后果是混混的实力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和地方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④。     

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村级组织体系历经多次重组,引起了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迁。在村庄内部,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而村级组织的重组,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移和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构;在村庄外部,村级组织是连接国家与分散的农民的组织载体,有效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与治理。村级组织的存续兴废、组织建构、组织目标、组织管理方式等始终受国家和执政党宏观发展战略、制度和政策的主导。将村级组织作为权力主体,建立国家—村级组织—农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成为深化乡村权力结构研究的重要路径。     

工会去行政化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

工会"去行政化"与"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去行政化是工会成长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改革突破口,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工会去行政化的方向指引。其实现路径是通过凸显工会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回归工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完善工会作为支持型组织的服务功能,使工会真正成为具有活力的、能够整合社会资源有效服务职工需求、引导和倡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现代枢纽型社会组织。     

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组织参与耦合机制探微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复杂化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时代背景下,公共危机治理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重要社会行动。有效治理公共危机,不仅要依靠政府,还需要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人的有序参与。公共危机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不仅考验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也考验社会组织的快速反应能力。建立有效的全面动员机制,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能够将危机损失降低。社区和公众的公共危机意识和能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间团体与政府配合的好坏。社会组织应该成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填补政府能力的真空地带。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耦合机制,形成良好的协作互动机制,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主体作用。     

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我国政社互动行为研究的检视、反思与拓展

政社关系一直是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政府治理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口。在20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一度成为被广泛用于解释政社关系的竞争性理论框架。而近些年围绕政社关系的研究逐渐打破静态的结构论争,开始迈向了“行动分析”,更加切实地关注行动者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逻辑。既有文献通常以政社力量的平衡性与否为依据,选择社会组织作为经验洞察的窗口,形成了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的研究取向。“国家主导”的视角强调国家在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聚焦于作为能动性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以及探究更为具体的国家治理结构下社会组织权宜性的回应举措;“双向赋权”则从平衡角度出发,关注于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行为,以及由此所达成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的目标。为进一步拓展政社互动行为的研究,可以引入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关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探讨技术治理变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非营利组织研究

非营利组织或称非政治组织、非政府公共部门、第三部门、志愿性组织、民间组织等,即指由个体为实现某种非经济性愿望或目标而发起的各种机构或组织。较西方而言,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更深地嵌入社会网络,逻辑起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生存依赖性问题。因而,研究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不能忽视社会网络分析,至少要比西方更重视这种分析。已有的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本质都是从先验构造出发的,缺乏对其模式化社会关系的交易研究,而从社会网络分析展开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更贴近我国的社会实际。     

我国企业驰名商标国际保护的问题与策略

与普通商标相比,驰名商标内含产品或服务更高的信誉和更广的影响力,具有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其数量多寡标志着一家企业、一个国家(地区)的市场竞争实力和整体经济实力。创名牌与保名牌已经成为建设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任务。贸易全球化和我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转型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提出了严峻挑战。驰名商标保护策略应当适应创新型国家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的现实要求,合理利用贸易伙伴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预防与应对驰名商标侵权行为。     

新加坡黄朝翰教授: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三大变化

原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黄朝翰说，50年来中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20年里经济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记录，成就惊人，举世无双。“我以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的眼光审视中国成立50年的历程，发现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三大根本变化，已从一个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从一个生产落后、产品短缺的国家发展成为生产自给有余乃至过剩的国家，从一个贫穷封闭、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成长为丰衣足食、充满自由和活力的一片热土，50年前几乎没有一个人曾预见到中国会有今天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