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三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多次强调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对其的重视。借此,从多维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具有特别的学理价值和时代价值。从认识之维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表明中国在外交领域有了新认识;从实践之维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结晶;从方法论之维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科学性新高度。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贡献中国智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决定》还提到:要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社会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治理效能转化

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主体—规则—机制—目标等四个要素构成的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治理主体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主体及其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职能职责定位和网络关系结构,治理规则指社会治理体系运行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治理机制指治理主体间协同的运行机理、方式、方法,治理目标指社会治理的价值愿景与追求。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其健全程度直接决定社会治理效能的高度,相互之间的耦合与互动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达成度。我们党在推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调适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会治理的"全景式"领导,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和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构建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坚持和完善"四化互动"的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把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北大核心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举措。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之间相互契合、内在联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其最管用的制度体系、最广泛的民主参与、最大公约数的包容性、最真实的民主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要充分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同向协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践行协商民主,拓宽民众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渠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社会治理实践下的民生福祉;构建理性规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     

浅论五大理念与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被誉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次新飞跃,是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五大理念为我国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科学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对于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有重要的意义。     

协商共治: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广西南宁“逢四说事”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科学决策和重大判断,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基于对南宁“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的研究分析,建立“共治动机—协同组织—规范流程—制度保障”的逻辑框架,揭示基层协商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路径参考。     

疫情防控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防控暴露出我国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明显短板和不足。深入反思这些短板和不足,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五治融合",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优化治理结构,促进社会合作治理;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八社联动",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现代化“第五化”观点辨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后,有学者称其为"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化"。其实,二者在逻辑上不属于同一层次,不能混为一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当代现代化理论中属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不宜将其与"四个现代化"并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化"的观点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总布局的表述不符,严重落后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创新在于它实现了我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从具体到整体,从个别到一般的重大提升,找到了统筹、协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各方面健康发展的关键,标志着我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VR）和区块链等数字元素的嵌入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治理共同体建构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技术形塑新的乡村公共秩序,但也面临着治理“碎片化”的难题,成为掣肘乡村治理效能发挥的重大障碍。采取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以“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技术赋能背景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社会发展中乡村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重组、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秩序重构的产物。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在于以社会网络融合深化共同体参与、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共同体建设、以协调多方利益推进共同体发展。文章有助于深化“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     

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秩序发展与活力培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制治之旅",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在秩序发展方面,要聚焦制度优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制度执行力、创新人才制度和协调多元秩序,更好地发挥政府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专业秩序的功能,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在活力培育方面,要促进"四化"协同,不断推进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智能化治理和专业化治理的协同,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成员的活力。只有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处于"序""义""利"交汇点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制度、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匹配度,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终实现人的共生共在。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分析和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也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进行深刻总结后提出的明确要求。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从思维方法上要把握共同参与、共同价值、共同行动的本质特征；从实践路径上，要完善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健全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体制机制、加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构建网络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理保障体系建设。     

多元如何共治：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基于东莞市横沥镇的考察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可以有效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空间。通过对东莞市横沥镇这一本土实践对象进行考察,从关键主体、工具支撑和治理目标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主体—工具—价值"分析框架,描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图景,阐释多元如何实现共治问题。研究发现,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主要是围绕"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理念,推进异质性多元主体间的责任框定,构筑互动尽责的协同创新支撑保障,形成公共精神价值重塑与成果共享,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为理解现实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关系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即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统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指引社会治理全面深化改革勇闯“深水区”、啃下“硬骨头”的先进政治文明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强调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内在契合性，为新时代破解中国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社会治理的始终，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和完善“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社区复合体嬗变背景下的社区城市管理困境与纾解之道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与城镇人口的显著增长,社区治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凸显,当代中国社区既不是"共同体"亦非"行政单元",而是遵循其历史发展脉络形成的"复合体"。社区城市管理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社区城市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很大程度上与对社区"复合体"的认识缺失和功能受限有关,特别是由社区城市管理的服务功能受阻与管理逻辑缺失以及社区城市管理的社会功能受阻与生活逻辑缺失造成的困境。从当代中国社区"复合体"特质入手,应当在社区城市管理中紧紧依靠强化党的建设、扎实改革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区社会功能纾解困境,满足社区"复合体"发展的要求,实现社区城市管理的善政。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应答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对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超越,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社会风险问题叠加、社会力量增能、公民权利伸张、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发展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而作出的战略抉择,体现了中国治理文明的重大进步。在新的时空境遇中,社会转型和变迁中出现的“原子化”动向、社会转型中的信任困境、现阶段社会参与机制短板掣肘,给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带来了不可小觑的考验与挑战。因此,要牢固树立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大力培育公共精神,积极推进网络化治理结构建设,让平等参与、互信合作、责任共担、风险共抗、普惠共享等公共品行转化为社会行为和价值自觉,从而筑牢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之基。     

基层治安治理中的“情治”逻辑及当代价值

情感治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是适用于当代基层治安治理的一种范式革新。情感治理深刻依附于传统中国乡土场域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映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内蕴的情感脉络。传统乡土中国的情感治理主要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搭建、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的情感塑造和乡里个体的情感锤炼三个层面展开,将基层百姓纳入礼法秩序并使其共同参与构建基层治安治理结构。情感治理嵌入当下基层治安治理实践,需要调和柔性情感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培育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化、制度化情感,推进治理共同体由松散连结向有机团结转变,激活教化功能以平衡情感供需关系,弥补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治理缺陷,实现基层治安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人文化。     

论基层治理网络化的四个着力点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塑造了"多网合一,一网多能"的基层网络化治理样态。多元协同的基层网络化治理模式,实现了对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细分,提出了针对当前基层治理短板的实践要求。具体包括:打造"一核多方"的治理格局,凝聚基层治理的核心领导力量;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优势,拓宽基层治理路径;整合冗杂无序的治理碎片,有效统筹基层主体、关系、方式等多维要素;重构协同网络框架下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推动基层治理走向精准化。     

自治、法治与德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始终是贯穿于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自治、法治与德治作为乡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是亿万乡村农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乡村共同体提升精神、谋求善治、追求发展的诉求和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而三者的"最优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坚持的传统与现实、坚守与创新、差异与选择,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是,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引导社会协同性力量的广泛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