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一个受歧视、受迫害的反体制的党变成了认同并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体制内的党,从长期在野的反对党变成了轮流坐庄的执政党.与此同时,它也逐步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改良党、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     

论中产阶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与中产阶级的演变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主义的中等阶级理论,决定了早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伯恩施坦的中等阶层理论是导致德国社会民主党走向改良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二战后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由"阶级党"转变为"人民党";20世纪80年代后,中产阶级的新变化推动德国社会民主党由"纲领党"转变为"选举党".     

政党的转型和现代化

政党自从产生以来 ,就处在不断变革的过程中以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也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政党本身特别是执政党 ,必须与时俱进 ,通过政党的改革适时进行转型和现代化 ,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 ,才能长期存续下去     

当代政治转型研究的理论范式评析

当代政治转型研究是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其理论范式主要有四种,即比较现代化理论、战略选择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考察和分析了政治转型这一当今世界的重大历史现象和问题,但它们都还存在一些固有的缺憾和弊端,都还不足以完整而全面地解析政治转型的全过程及其本质。     

国有企业政工队伍转型初探

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政工队伍的现状及成因的分析，阐述国有企业政工队伍“转型”的必要性，并初步探索出国有企业政工队伍“转型”的主要途径。     

转型期分配问题的制度研究

在社会转型时期，基本的制度安排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制度正义主要以权利平等、程序意识、差别原则、政治合法性等基本支撑要素作为其理论架构，是评价制度的重要道德尺度，能够为更好地理解分配问题提供一种基础性视角。对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多方面积极意义。     

比较法的困境与出路——从比较法学的概念和角色定位角度分析

比较法一直是一门处于边缘位置、发展迟缓滞后的学科。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比较法对比较法纯粹法律比较的理解,对比较法学科角色的工具性、实践性的定位,在理论上浅薄和贫乏,在方法论上的单一陈旧。比较法要从困境中走出来,就必须明确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定位以及实现其功能转型。本文从现阶段比较法面临的困境出发,指出比较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该如何实现其功能转型。     

2008年以来民进党转型刍议——基于领导者和结构的视角

民进党自2008年下台后一直在为重新执政寻找转型之路，然经蔡英文、苏贞昌两任党主席，并未解决阻碍其发展的诸多重大难题。基于领导者、结构及其互动关系的视角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观察民进党。民进党的转型，一方面受到该党领导者的观念、能力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两岸关系、岛内政党政治、民进党派系政治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本文试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希望能为研究民进党转型提供一点有益的思考。     

反腐需要体制转型

每个国家和社会，到了不同的阶段，一定需要转型，让社会本身负起更大的治理角色。     

创新理论:中国的市场转型、财产权与创新活动

本文的目的在于详细论述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会带来更高水平的创新。市场化提高了经济行为体相对于政治行为体的力量,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因而也激励了创新活动。在经验性地应用该理论时,我们集中关注了中国的转型经济,它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制度环境来考察市场转型与企业家及其企业所开展的日益增多的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浅析增值税转型中经济方面的法律意义

众所周知增值税税收在我国始终占领着龙头地位,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这是从根基上动摇了税制体制,使我国税收体制更有利于基础类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长足发展,之所以进行转型是因为较之前的增值税模式在取消地区及行业的限制以外,还进行了两方面改进:一是对于企业新购进设备的进项税额会直接抵扣其进项税额而不再像以前一样购后退税;二是以前的购入设备时会受增值税增量的限制而改革后会使这一状况得到改进,从而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结构优化和升级。     

20世纪意识形态概念的转型

本文梳理了20世纪政治学家对"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各种理解,以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政治学学科转向的维度。"意识形态"并没有像各种终结论所预言的那样"趋于一致",相反,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核心价值得到重构。本文还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以及该术语在政治学中的核心地位。     

二十国集团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人类的系统危机。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为投资者创造了比发行者更低的风险,个体风险的最小化使潜在风险在系统层面体现,最终导致系统瓦解。美国和世界经济缺乏增长点,导致走出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向着长时间的、严重的萧条方向发展。二十国集团因创建目的差异和内在的矛盾关系,无法解决当前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该组织演变为国际争论中心的可能性甚至大于全球治理的模式,它需要被使用但不应被寄予厚望。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从投机型到生产型的痛苦转型,核销投机性债务、实行金本位制度并确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是痛苦相对较小的转型方式。     

电力企业转型发展对法治合规工作的新要求

能源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能源对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阐述我国能源调整发展战略。尤其是社会经济快车急停的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能源建设新目标,强调新时代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这为我国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     

越南在经济转型中处理社会矛盾的举措

越南为了革新开放和经济转型能健康顺利地进行,从五个方面对某些社会矛盾和问题进行了处理和化解,即以"社会主义定向"为尺度,解决经济转型的性质和方向问题;以反腐败为重点,以民主化建设为平台,解决经济转型中紧张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问题,构建经济转型的良性政治生态;以"消饥减贫"为切入点,解决经济转型中的社会民生和公平问题;以化解西原少数民族骚乱事件为契机,制定正确灵活的民族宗教政策,解决经济转型中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问题;以环境保护立法为突破口,解决经济转型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变局之中,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城市改革安全的问题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已着手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管理体制,从而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     

从议会制到总统制:土耳其政治转型的进程与影响

2017年修宪公投后,土耳其启动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转型,这是土耳其历史上又一次深刻的政治体制变革。在转型过程中,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充分发挥选举制度赋予的政治合法性优势,利用其在长达十余年的执政过程中积累的政治经济资源和民意基础,从2014年总统直选、2017年修宪公投取得成功到2018年总统制下首次总统选举胜出,通过渐进方式较为顺利地实现了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此次变革强化了总统权力,使得正发党与民族主义行动建立的"人民联盟"赢得执政权,政府权威得以重塑,同时也为埃尔多安总统实现再次连任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政治转型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土耳其政治发展中国内政治分裂、政治波动和政治两极分化的历史痼疾,也将对土耳其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产生深远影响。     

金融危机与美国霸权战略的调整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金融是霸权的基础。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综合实力，使美国霸权战略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在经济领域，实施经济优先的战略方针，推动霸权战略的“国内化”转向，夯实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主基础；在国际政治领域，加速推进“转型外交”进程，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协作；在军事领域，采取相对收缩的军事战略，适时调整海外军事布局，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民主转型期的俄罗斯选举和选举制度

俄罗斯议会和总统选举制度自初步确立以来,一直处在不断的修改补充之中。民主转型是俄罗斯选举制度的基本特点,超级总统制对选举制度的发展构成了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俄罗斯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控制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同时也是国家重组的过程。原有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国家”控制体系全面崩溃,自由主义所释放的能量在原苏联的地缘空间中骤然增长,继续破坏着原有社会控制体系的断壁残垣。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在经济转型中要求建立市民社会控制体系的呼声日高。但是,俄罗斯集权主义历史使内部市民社会长期遭受压制,从而导致俄罗斯市民社会成分功能的异化。历史文化的惯性和现实对稳定、法律、有效政府的渴望使俄罗斯最终重新选择了强政治控制,它不仅影响了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影响了其经济转型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