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英美法上的对价——从比较法的视角

对价理论始于英美法上的赠与合同,但对价明显不同于赠与,也有别于中国传统法律理念中与交易密切联系的对等偿付。本文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了对价理论的历史渊源和具体构成。     

对价制度的历史分析

对价是英美合同法中的专业术语,其最早起源于英国,历经百年延绵至今,时下仍对现代合同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价制度最大的贡献就是以其形式性和客观性的方式解释了合同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原因,成为贯穿于英美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成立、合同生效、合同履行、合同救济以及违约责任承担等各个方面的基础制度。本文主要介绍了对价制度的概念,就对价制度产生得历史渊源予以梳理并对对价制度产生的原因加以了简单的分析。     

知识产权对价论的理论框架——知识产权法为人类共同知识活动激励机制提供激励条件

从法哲学视角看,知识产权法作为人类共同知识活动的激励机制提供的激励条件,它以尊重个人独立和平等为前提,以"对价与衡平"为立法原则,通过为保护个人创造性财产权而激励个人对知识活动的贡献并最终促进人类共同知识活动发展。知识产权发生于表达自由与财产自由、经济自由及其他政治自由权之间的符合"对价"的自由契约;知识产权法作为制定法上的"法定权利",是国家允诺强制保护的符合对价与衡平条件的"社会契约"。其正当性应该满足宪政分配责任的基本要求。     

英美合同法对价理论的形成与流变

作为现代英美合同法的核心理论与原则的对价理论,在古典合同理论确立后,获得了一般化。就其内涵,英美法上先后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经典理论:英国的获益受损理论和美国的对价交易理论。本文梳理了对价理论的历史演化过程,特别时上述两种经典对价理论各自的产生、流变、继承、含义、构成及二者之相互关联与差别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究。     

专有技术的法律保护与行政保护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们在国际贸易中一直处于劣势的知识产权领域的问题越来越得到各方的重视,笔者针对国际技术贸易中没有明确法律保护的“专有技术”,从范围,许可方式,合同中保密条款的设置以及我国的行政机关的参与角度着眼,对专有技术进行介绍,建议确立法律保护与行政保护相结合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对专利制度的挑战与应对

人工智能在专利发明创造领域参与程度逐渐深化,对现行的专利法带来诸多挑战。一是人工智能算法的可专利主题。因人工智能算法看似与传统的数学算法一致而被视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尽管存有争议,但从专利法促进新技术发展和“与时俱进”的时代使命出发给予其专利保护是较为务实的做法。二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专利审查标准。针对传统专利性判断标准已在人工智能时代失灵,适当调整“专利三性”,确立适合于人工智能专利的“新三性”标准。三是人工智能生成发明权利主体的界定。在人为因素仍作用的弱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基于专利法中“二元主体结构”,承认人工智能作为发明人的资格,同时将专利权赋予人工智能开发者或管理者。四是人工智能专利侵权认定。在人工智能专利侵权责任承担主体上采取动态区分规则:区分人工智能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分不同阶段人类介入因素的作用;区分不同阶段不同主体对侵权结果的作用等。     

专利运营的国际趋势与应对

正一、专利运营公司的产生专利制度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广泛的作用,拥有专利的多少本来是展示企业技术实力的一个指标,现在已经成为企业资本的一部分,专利领域中的创新活动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投资模式,发明投资与其他领域投资一样,已经成为了一种直接的市场盈利行为。由这样一种"新的创新目的"产生出的创新市场,必然也会影响专利效益的收获模式,许可目的也不再像早先那样为的是提升产品竞争力,而纯属像金融衍生品那样作为一种"证券"在交易,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的专利许     

对价欺诈交易刑民界限的法教义学分析

对价欺诈交易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通过交付相当代价欺骗他人进行交易的行为。对价欺诈交易侵犯的法益是财产权,商业自治权在厘定对价欺诈交易的民刑界限时可以发挥重要的功能导向性作用。作为刑事犯罪的对价欺诈交易中的“财产损失”,包括客观损失以及交易的物品因不具有商业价值而遭受的损失,但应排除边际损失。对价欺诈交易中“欺诈”的刑事处罚范围,因对价之存在需要从性质、对象以及价值判断上进行限制,同时要加以体系性限缩。对行为人归责,需要考虑被害人是否尽谨慎义务。被害人之谨慎义务应采取折中说。认定刑事诈骗之“非法占有目的”,原则上应采取结果性非法占有目的,特殊情形下可采取行为性非法占有目的。     

气候变化、技术转移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必须依赖先进适用的环保技术。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与环保技术创新、转移、利用之间具有紧密且复杂的关系。从发达国家促进技术转移的国际责任、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研发与转移的作用以及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的诉求等方面看,我国学术界应加强研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能够促进环保技术创新、转移与利用的知识产权战略与对策,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支撑。     

商业秘密理论与立法探讨

随着商业秘密财产价值之凸显,我国现行法律所提供的保护规范已明显不足。本文对商业秘密的概念、范围、性质、特征以及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归责原则和方式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归纳和分析,并在引述和比较国内外相关立法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商业秘密保护之立法建议。     

强化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思考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商号法律保护制度。在现行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现有法律体系的框架下切实保护商号,不仅要正确认识商号知识产权的性质和保护现状,更重要还是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商号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     

论商业秘密的道德维度

商业秘密与社会道德超乎寻常地联系在一起。商业秘密因其经济合理性和社会妥当性 ,具有内在的道德性价值依据 ,才为人所认同与尊重 ,进而成为一种财产权。商业秘密产权的划定涉及到多元化的利益关系 ,商业秘密在公共知识与私有知识、排他性与共享性、雇主与雇员知识权利的划分等问题上纳入了道德的考量标准 ,使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中和。商业秘密的财产法保护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将其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范围 ,旨在通过维护竞争中的道德底线 ,构筑权利维护的第二防线。     

技术入股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鉴于工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产品生命周期的迅速变化,人类所制定之法制方式一再被挑战,同时各国之科技及各国公司间之技术差异日益扩大。技术入股制度可以鼓励技术提供者与技术需求者之间的合作,以创造公司之最大利益。立法单位为寻求技术入股制度相关理论基础,可参酌其它国家相关法律实证经验,迅速且正确地规范其执行问题,以为企业对技术出资运用方式之依据。此外,亦可提供一套使公司具有国内外竞争力的资本理论,评估其在中国市场经济运用的可能性及其对内资企业竞争能量提升的需求,并加速中国科技建设的步伐,以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我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策略研究

目前,我国企业国内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我国有关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国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努力,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教育及完善立法,企业应该在灵活运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同时积极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云计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影响

云计算作为变革性的信息技术,已对知识产权保护和若干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本地计算模式相比,云计算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防止著作权侵权,另一方面需要依赖于合同、技术措施、商业方法专利等手段提供综合性的补充保护.云计算会对合理使用原则、发行权穷竭原则构成挑战.云计算环境下,用户的商业秘密保护可能因为数据迁移困难而受到妨碍.由于云计算尚处于发展初期,还不能认为知识产权制度需要进行重大修改.     

商业秘密权初探

商业秘密的权属性质如何 ,国内外学者众说纷坛。从法理和商业秘密发展趋势看 ,商业秘密权应是知识产权家庭独立新成员 ,商业秘密权既有知识产权的共性 ,又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特的权能。     

试论新时代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用

新时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呈现出专利授权总量与申请强度持续增长、商标注册高度活跃、专利实施率较高、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体系不断增强等新特征,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专利质量和发明专利实施率有待提高、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活跃程度不足、新业态和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应构建以专利质量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打造新形势下的知识产权海外预警与保护平台,推进新业态和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继续强化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与援助工作,系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     

财产权经济学理论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

知识产权制度是促进知识产品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的法律制度。从财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 ,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具有充分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体现在提供产权激励、扭转信息市场的静态和动态失败、纠正消极的外部性问题和消除集体行为等方面。财产权的经济学理论为认识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     

试论国家对健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平衡简

健康权在任何与健康熙护议题有关的政策上（包括药品知识产权制度）都不可忽略.然而, 《多哈宣言与2003年决议仍未触及药品知识产权保障与健康权冲突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将健康权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对药品知识产权的影响做补充性的解释.国家保障药物获得权利的义务应根据其实质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掺入防卫权的特色;换言之,药品获得权应区分为国家仅有义务渐进实现的受益权与国家有义务立即实现的受益权.这种通过细化国家保障药品获得权的义务,在具有相同重要性的健康权及药品知识产权产生冲突时,便有足够的基础从权利本质审视两者在冲突时的平衡关系是否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