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运用

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在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监狱工作中，既要依法对罪犯实施监禁。剥夺其人身自由。强制其遵守监狱法律、法规。履行义务。又要依法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运用减刑、假释等刑事奖励措施。促使其由强迫改造逐步转变为自觉改造。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必须正确处理好惩罚与改造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国监狱罪犯矫治模式及效能问题实证研究——以163例12348中国法网监狱矫治个案为例分析

本文通过对163例12348中国法网中的各监狱罪犯教育矫治典型个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罪犯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学特征,分析我国监狱教育矫治罪犯的模式特征及矫治效能问题。结果显示:监狱矫治罪犯在年龄、是否顽危犯、法制教育、管控措施、心理措施等维度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我国的监禁矫治措施对某些罪犯具有较好效能。这表明我国监狱矫治罪犯工作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罪犯教育矫治模式且已在各监狱扩展开来,心理矫治措施已在较多监狱推广使用并取得了较好效能。     

关于罪犯申诉权保障的思考

罪犯申诉权是指正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以及对监狱所实施的行政处罚不服,依法向有关机关、部门申诉理由,并提请重新处理的权利。罪犯申诉权可分为刑事申诉权和行政申诉权。罪犯申诉权保障具有法理、法律依据和现实依据。当下罪犯申诉权保障的制约瓶颈主要是:立法上不够完善,监狱干警不当的执法理念和行为影响罪犯申诉权的保障,罪犯中对待申诉权的两极化心理给罪犯申诉权保障造成困局,监狱高度封闭的环境致使外界对监狱狱务不了解,导致监督乏力。在新形势下要切实保障罪犯申诉权,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罪犯申诉权保障的法律法规体系;增强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注重分析、区分情况、区别对待;理顺与罪犯申诉权保障相关领域的关系,完善罪犯申诉权保障机制。     

监狱严管效能渐趋式微及对策——从刑罚宽严相济视角解读

对极少数抗拒改造、行为恶劣的罪犯实施严管是保证监狱改造秩序,促进这部分罪犯改恶从善的必要惩戒措施,就狱内违法违纪的惩戒而言,它的指向并非是绝大多数积极改造的群体,它涉及刑事处罚的再犯罪毕竟少之又少,故严管措施确有其主流手段及相对严厉的惩戒效能。但是我们越来越体会到执法管理者的力不从心,严管罪犯的"不过如此"心态,严管效能渐趋式微。通过数据统计和理性分析,从宽严相济的视角出发,在罪犯心理、监狱相关措施、执法体系及教改手段等层面进行诱因探求,并在对策层面作一些探索,具有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监狱行刑

监狱行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提高新形势下的监狱行刑效能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监狱行刑实践中，今后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转变行刑观念，辩证对待刑之宽严；加强监狱立法建设，完善宽严的措施规定；完善对罪犯的矫正激励机制；推进恢复性司法实践；加强行刑监督，防止宽严不当，以促进监狱工作更好地贯彻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丹麦刑事执行法》对构建我国刑事执行法的启示

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的刑罚执行模式提出了强劲的挑战,现代的监狱既是监禁囚犯的场所,也是矫治罪犯、促使犯人再社会化的机构。丹麦刑事执行法的先进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对我国目前的刑罚执行和刑事执行法体系的构建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监狱学导论》思路、结构和特色

大学教科书《监狱学导论》全书划分为六编,强调独特性或者独创性的内容。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于监狱学基本知识的论述。在论述很多内容时,不仅描述“是什么”,还着意论述“为什么”,而“为什么”的内容往往体现出较为突出的理论色彩。监狱的三大有形构成要素是监狱设施、监狱工作者和被监禁的罪犯。在这三大有形构成要素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有形构成要素是监狱工作者。在理论构建上,提出了“犯因性差异理论”。     

合理构建特殊病犯强制医疗的路径

修改后的《刑法》、《刑诉法》等法律规定,对监狱在押患有精神疾病丧失服刑能力和患有恶性传染病的罪犯均可以采取强制医疗,但规定过于原则,监狱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面对如何申请、执行和解除强制医疗等问题时,深感困惑。为此,从建立特殊病犯强制医疗程序,并从特殊病犯的强制医疗申请程序、裁决条件、案件管辖、执行期限、终止程序等五个方面,深入研究特殊病犯的强制医疗问题。     

监狱警察执法意愿：要素、价值和结构

监狱执法活动是监狱功能发挥和监狱日常运作的基本表现。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关注制度建设和罪犯管理层面的内容,而忽视了执法主体相关属性的研究。监狱警察的执法意愿界定为执法主体的主观认知特征和能动性状态,以现代组织行为学为理论支撑,监狱警察的执法意愿包括要素、价值和结构三个层次。在价值方面分析执法意愿的理论基础,在结构方面分析执法意愿的发展思路,拓宽我国监狱执法的研究广度和研究视域。     

合理构建特殊病犯强制医疗的路径简

修改后的《刑法》、《刑诉法》等法律规定,对监狱在押患有精神疾病丧失服刑能力和患有恶性传染病的罪犯均可以采取强制医疗,但规定过于原则,监狱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面对如何申请、执行和解除强制医疗等问题时,深感困惑.为此,从建立特殊病犯强制医疗程序,并从特殊病犯的强制医疗申请程序、裁决条件、案件管辖、执行期限、终止程序等五个方面,深入研究特殊病犯的强制医疗问题.     

新时代监狱行刑改革:理念嬗变与机制创新

由于社会变迁、刑法修正、押犯构成变化等方面因素,新形势下我国监狱行刑面临新的挑战。应当努力塑造符合时代要求的监狱行刑新理念,以再社会为主旨推动罪犯改造模式变革,以刑事一体化为导向完善监狱行刑立法,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创新监管改造机制,从而推动新时代监狱行刑工作的科学发展。     

罪犯狱内检举弱化问题探析

狱内检举,是罪犯在监狱特定的环境里积极改造之所为,也是监狱稳定监管改造秩序,构建监管安全长效机制的有效路径,在罪犯不乏配合公安机关揭发或检举狱外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罪犯对他犯违法违规行为的狱内检举,则有弱化的趋向。     

新版计分考核制度对罪犯处遇的影响

罪犯计分考核是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之一。新版《监狱计分考核罪犯工作规定》实施以来,对罪犯计分考核起到了积极作用。结合监狱基层单位在执行《监狱计分考核罪犯工作规定》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对如何完善罪犯计分考核制度,推动新版计分考核工作稳步实施的同时,要正确执行刑罚,特别是增加病犯的刑罚体验度,回归监狱本身的性质和定位,体现法律的权威,为切实有效改造病犯,全面履行监狱职能、维护监狱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应有贡献。     

监狱与社区的行刑执法衔接

在"一体双翼"的新型构造中,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相辅相成、交融互动。行刑执法的无缝衔接是提升行刑效益、推进行刑一体化的必然要求。监狱与社区前后照应、彼此"借力",对假释犯无需实时互通信息,而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有必要由社区及时反馈动况。罪犯出监、入矫或重新收监要保持双向贯通,执法交接应遵循"人档一致"和"谁主管,谁负责移交"的原则。行刑变更权的配置必须兼顾罪犯出监"前端"与入监"后端"的移转效率,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权应统归监禁机构,而相应的刑罚解除权则归属社区矫正机构。     

罪犯死亡舆情案件形成的原因探讨及应对策略

因为刑事政策的调整,监狱长刑犯不断增加,罪犯死亡的案件呈现增长的趋势,加之自媒体高度发达,监狱处理罪犯死亡案件稍有不规范或应对无力,很容易成为公众事件曝光于媒体,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热点。反思监狱执法规范性是监狱吸取经验教训的重要途径。     

监狱精神疾病罪犯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罪犯精神健康问题给监狱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挑战。监狱在管理精神疾病罪犯中存在预警机制滞后性、道德风险、执法风险和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以数据调研为基础,从监狱精神疾病罪犯特征出发,对典型调查对象的管理实践归纳为五种创新模式。提出了精神卫生环境供给侧改革、扩宽治疗可及性、致害风险的经济保护,以及事故应急处置应对机制等防治管理的新手段。     

完善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关联机制的几点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新司法解释,对减刑假释与财产性判项关联机制做了制度的顶层设计,对促进监狱和法院依法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实践中,关联机制运行还存在监狱无法审查罪犯无履行财产性判项能力的真实性、对不履行财产性判项的罪犯在减刑假释时从严的幅度无法把握、监狱调查罪犯履行能力无法律依据、关联机制对部分罪犯发挥不了作用等问题,亟待从加强罪犯教育、完善罪犯无履行能力认定责任主体、限制监狱和法院自由裁量权以及加强刑事立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关联机制。     

试论减刑制度的运作机制

减刑的适用范围包括监禁犯和非监禁犯。适用减刑的根本性条件由三个基本元素组成,即悔改表现、立功表现以及重大立功表现。目前,我国减刑运作机制中存在着减刑标准过于量化、人为规定减刑比例、减刑权属不明以及监外执行罪犯减刑考察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应从完善计分考核制度、废止人为限制减刑比例的规定、重新配置减刑权和完善非监禁刑考察制度等方面对减刑运作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监狱刑罚执行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今我国的刑事政策。监狱的宗旨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监狱的根本任务是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在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中,必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才能更有效地改造罪犯。     

论公诉环节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轻缓化向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旨在对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累犯等实行刑事立法上的“入罪化”、刑事司法上的“从重量刑”、刑事执法上的“隔离与长期监禁”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亦可状述为轻缓刑事政策，意指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实现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刑事执法上的“非机构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指原界定为犯罪须科以刑罚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或科以刑罚。譬如在欧美国家，违警罪、性犯罪等等均已淡然退出刑法舞台，而缓刑亦渐次成为避科刑之弊害、助犯罪之人复归社会之一帖良药。而“非机构化、非监禁化”，则指广泛适用假释、社区性处遇或称社区矫正措施等情形，意在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秩序良性循环。谈及轻缓刑事政策之“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纵观寰宇，国外有辩诉交易、转向处分、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国内亦诸如相对不起诉，委托调解、撤案另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