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高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的思考

行政相对人是指参与行政过程并且其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如何摆脱传统行政重行政主体、轻视行政相对人的管理理念,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行政法学界学者关注的热点.结合我国当前政府管理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我国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的现状来阐述如何提高我国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     

行政指导相对人及其权利保障

行政指导属于一种延续性行为,是一个从作出到发生效果的动态变化过程。就行政指导单方面而言,它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没有形成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当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后,其性质必然发生变化而成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构成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指导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是义务主体,行政相对人是权利主体。由于行政指导相对人的权益与行政指导主体的指导行为休戚相关,而行政指导主体本身所具有的“自利性”倾向极容易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所以必须强调使行政相对人充分享有知情权、程序抗辩权、受平等对待权和申请救济权以作保障。     

论律师协会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公共行政职能的社会化和行政方式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着特定领域公共事务的管理,成为新的行政主体。因此,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律师协会既可能与国家行政机关一样,处于行政主体地位;也可能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一样,处于行政相对人地位。律师协会的双重身份和地位,使它具有沟通协调、利益代表、行业管理、维护权益、促进和谐的重要作用。     

从合文化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已是现代行政法治的一个基本命题。“互动”既重视不同主体之间的独立地位,关注双方的利益需求,又强调双方同生共处。“和合”也同样既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主体地位,正视双方的客观矛盾,又强调双方和谐相处。因此,和合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这一命题中的“互动内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既承认冲突,又强调和谐;既承认矛盾,又强调合作。这样,和合文化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这一基本命题提供了一种文化学依据。“和合”成为化解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冲突之道;通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达到“和合”之境。     

现实语境下中国行政复议制度变革之思路——在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视角下进行制度建构

目前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呈现出倒挂现象,说明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存在内在的、结构性的缺陷。改革的重心应当放在行政复议程序的完善上,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为指导,充分贯彻行政公开原则,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权与知情权,增强社会公众监督,提高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实现行政复议主体对行政纠纷的共治。其条件是适当调整现有行政复议机构、科学规范行政复议程序及复议委员会人员资格与组成、增设律师代理制度、遵循行政公开原则。通过复议主体双方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的理性交往,实现沟通、理解,达成共识,促进良性化纠止争,可以实现"善治"的目标。     

关于加强公众知情权保护的思考

知情权是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是政府管理部门与群众良性互动与沟通的基础。强化对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尊重,一方面是对行政相对人参政、议政权利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现政府部门与公众间的和谐,有助于使行政相对人更好地履行社会监督职能,从而促使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与执政能力。结合我国当前信息社会发展的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知情权问题,从"顶层设计"与"微观对策"等维度给予思考。     

构建我国本土化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的思考

抽象行政行为是世界各国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最重要的手段。我国目前的抽象行政行为监督制度看似完备实际上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自我监督的局限性。司法审查与举行听证相结合是构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的理想模式。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不仅能充分实现国家权力制约机制的平衡状态,而且符合现实的要求和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听证程序利于事前防范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发生,克服行政行为在制定过程中民主性的不足。     

论行政相对人抵抗权

为人民拥有抵抗权提供理论支持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天赋人权论难以论证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正当性;从公民在民法和刑法上享有的正当防卫权衍生出行政相对人抵抗权,混淆了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权利的非扩张性与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无效与否的判断不可靠,也制约了行政相对人行使抵抗权的可操作性。但鉴于重大且明显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巨大损失,立法应赋予行政相对人特别救济权,这既能有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兼顾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论行政听证的实体性人权保障价值

行政听证作为现代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通过赋予相对人程序性人权的行使来保障相对人实体性人权。行政听证所保障的实体性人权可以表现为实体性财产权、实体性人身权以及其他实体性人权等三种样态。原则上,相对人的这些实体性人权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时行政主体应适用行政听证予以保障。但基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均衡原则以及成本不大于效益原则,许多国家规定了不利行政行为作出时无需适用听证的具体事项。我国适用行政听证保障相对人实体性人权的相关制度还存在诸多缺失,亟需在拓宽适用行政听证保障相对人实体性人权的范围以及明确排除适用行政听证的具体情形等方面予以完善与发展。     

行政补偿的法律性质探究

要想对行政补偿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则必须对行政补偿的性质进行深刻剖析。行政补偿本身的属性不是责任。它在行政主体主动实施积极合法的行政行为的情形下,是行政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实施的公法上一种法定的义务,在行政相对人主动实施无因管理行为的情形下,又是行政主体一种补救性具体行政行为。     

简论社会行政主体

社会行政主体是近年来新型的公共管理主体,由于其行使权力的公共性、公益性等公法性特征,对其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管理行为应纳入行政法规制范畴。具体救济措施有:建立人大监察专员制度、行政苦情制度以及完善现有行政法律救济制度等。     

浅论行政机关损害赔偿抗辩权的行使

行政损害赔偿抗辩权是指被告行政机关提出的一切可免于承担或减轻行政赔偿责任主张的权利。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此损害结果，行政机关应予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为了息事宁人，摆脱不利地位，消除负面影响，有的在诉讼中对相对人的赔偿请求有求必应；有的甚至在诉前就满足了相对人的赔偿请求，作了“私了”。     

论我国行政时效制度的完善

行政时效制度属于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我国尚缺乏统一的行政时效制度，现有的行政时效制度本身缺乏严密性，且对行政相对人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而对行政主体却较为宽松，存在较多缺陷。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管理论”的深刻影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不正常制衡和立法主体不适格等。行政时效制度的设定需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区分为依职权行政行为与依申请行政行为分别设定。     

非政府组织参与对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非政府组织也逐渐发展并日益在公共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参与行政管理的法律地位可归纳为:以行政主体地位代表国家或人民履行公共管理职权,或者以相对人或相关人地位享有或行使针对国家的权利.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较晚,相应的文化环境和制度背景还不健全,行政管理体制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参与空间,从而制约了非政府组织参与行政管理.因而,可以通过由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完成公共行政职能,建立公益救济,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培育非政府组织的自治能力和参与能力.建设公民法律文化等途径建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良性互动的行政管理体制.     

"小政府"与"大社会"的法律思考--论社团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在我国,社团组织的角色定位是政府和社会的中介者,这主要表现在其自上而下的管理功能、中层横向服务功能及自下而上的监督功能上。与之相应,社团组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具有行政主体、行政管理相对人及行政监督主体等多重身份地位。国家应当从社团组织的角色定位及作用出发,从政策、法律上加强对其规范和引导。     

科研管理的路径选择——从管制到合同

以管制为特征的传统科研管理模式不符合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规律,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研究与一般行政任务不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体间性关系为合作、同盟关系而非传统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的管理关系。在行政任务多元化与治理方式多样化的驱动下,以"合同"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才能满足以"创新"为核心的科技发展目标。     

行政指导的程序规范探讨

行政指导既不同于设立规范的行政立法行为,也不同于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执法行为,它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行政指导的目的与其他行政行为无异,仍是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而行政相对人之所以选择服从指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于对行政主体的信任,因此行政指导不应该是一个任意的不受约束的行政行为。但是由于行政指导的特殊性。立法不可能对其内容作具体规定。那么．要规范行政指导行为,最重要的是通过立法规定行政指导行为的程序。     

“新官不理旧账”的“法”“政”并行解决机制——以行政违约为视角

"新官不理旧账"的共性可抽象成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签订了一个或多个行政合同的模式。行政主体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行政主体违反行政合同义务需承担类似于合同违约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责任分配及内部责任的构建对于解决"新官不理旧账"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官不理旧账"难题。只有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政府绩效考评法治化机制,让违约责任和政治法治化机制两者并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官不理旧账"这一难题。     

行政主体承担行政指导责任之法律思考

行政指导作为现代民主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之一,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行政指导虽然不具有法律形式上的强制力,其行为是基于行政相对人的自愿而为。但从“国家”现象,从事实上的强制力,从我国现行法律之规定来思考,行政主体应当承担行政指导责任。     

重塑政府文化: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

政府是政治权力主体的承载者,政府自身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行政体制改革,可以使人关注那些行政规制背后的主观制约因素,并有助于清理那些影响着政府官员"行政行为"的内在动因.可以说,重塑政府文化对于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