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制度创新

鼓励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司法的核心原则之一.为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多赢共享的公司利益共同体,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制度设计进行全面升级改版,具体建议如下:扩大参与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范围,鼓励职工持股计划;引进商业判断规则,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善待利益相关者,寻求利益相关者最大利益公约数;允许适格利益相关者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瑕疵之诉;若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则应遵循人权和基本自由优先、公益优先、法律义务优先、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贡献率互成正比和鼓励公司全面承担社会责任五项原则;采取抓大放小的差异化公司社会责任立法政策;运用市场化手段鼓励公司善待利益相关者,促进社会责任投资和消费;确认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法定义务,统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则,允许独立第三方开展公司社会责任认证和评级.     

公司社会责任的重新界定

公司社会责任中的公司应作广义理解,将各类公司、企业、分支机构均包括在内。公司社会责任中的社会应指公司对一般社会公众的责任,可以具体体现为公司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责任,利益相关者包含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公司社会责任中的责任,在形式维度上,既可以表现为法律责任,也可以表现为道德责任;在内容维度上,公司社会责任除公司环境责任、劳工责任等之外,公司经济责任也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     

公司社会责任必要性初探

公司是社会整体的重要构成单元,由于其利益与整体社会的浑然一体,决定其必然分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公司行为客观上影响他人具有涉他性,必须接受公法之管制,遂导致其社会责任的承担;而从公司自身有效运转来讲,亦迫切需要以社会责任为压力,促进其民主管理机制的形成。     

职工内部持股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职工内部持股制度，是指公司职工作为劳动者身份之外还以各种形式成为公司的投资主体，直接参与公司管理、经营决策、利益分享以及责任承担的公司股份制改造的一种途径和实现民主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制度在我国最早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

界定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司社会责任产生是有其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基础的。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本质是社会要求公司让出利益,即:公司所在社会地位而决定社会要求公司不得不进行利益让与。利益让与行为的特征是被动性、趋利性、妥协性。现有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存在不足,所以重新界定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探析

“利益相关者”治理就是要让所有通过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而为企业的财富创造做出过贡献的产权主体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公司所有者”理解的更新,人力资本因素地位的提高,社会契约理论,管理的伦理道德化及社会本位思潮,是“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产生的理论基础。比较国际上几种主要的“公司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较符合我国的法律选择。“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法律价值是社会正义和经济民主,“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与公司的社会责任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利益相关者内涵更加明确。“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并不是最完善的,它只是在诸多的公司治理模式中的一种,但它顺应了世界范围内的公司治理模式从单边治理走向多边利益主体共同治理的趋势。     

浅议公司的营利性与社会责任

公司的社会责任具有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兼备的性质.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包括公司对职工、对债权人,对消费者、对保护环境、对所在社区的社会责任及慈善行为等.公司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其利益的取得与所在的社会密不可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我国公司的健康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和理论依据,阐述公司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对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现状进行一定的法律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就强化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提出了相关建议.     

公司社会责任：性质、内涵及其激励机制

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公司对社会的影响逐渐加大,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时代呼声,我国公司法亦作出相应规定。公司社会责任包括公司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二者是一个变化的、可转化的、具有时代背景的概念。公司是社会各种利益的聚焦点,除了股东利益之外,公司应当对职工,消费者,债权人,环境,社区等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应培养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系列的激励机制。在微利时代的背景下,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了公司占据市场的一个重要经营战略,树立起既弘扬股权文化又彰显公司社会责任,二者互为促进,交相辉映的公司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公司法语境中的社会责任价值导向

在我国特殊的企业法律文化语境中,利益相关者的表述远不如公司社会责任的表述更能与政治文化结构无缝对接,以彰显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的崇高地位和精神文明的价值追求,与时下中央倡导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政治方向的正确是公司法规定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项重要价值.对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外延进行严肃的学术梳理.便会清楚地了解公司社会责任首先是法律责任的经典结论.公司社会责任中的道德责任引领法律责任的制度形成路径,引道入法或道德责任法律化从法律发展的历史逻辑看是符合规律的.共同的人道精神和人类共同的道义具有普世性价值,全球公司公民都有义务按照宏观社会契约来开展经营活动,尊重人类自由、社会公平和商业组织从属于人类利益等价值观.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条款完全具备司法适用条件.在公司中,股东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与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建构公司社会整体和谐的法律基础,而公司法关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定的确意义重大.     

论公司社会责任:内涵、外延和实现机制

公司社会责任指的是公司在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的首要价值目标之外应考虑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承担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在能够实现其价值持续增长和企业持续存在的前提下承担的利益相关者责任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责任。公司社会责任包括三个层面,即守法层面上的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层面上的社会责任和道德理想层面上的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可以通过完善立法和道德规则法律化、制定自治规则和认证标准,以及借助政策、舆论和非政府组织运动的引导与监督等路径实现。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实践——从公益诉讼角度谈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完善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体法规定相对完善,而在诉讼法领域却一直缺少与实体规定相对应的救济程序,导致公司违反社会责任,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危害时没有合适的诉讼程序对其进行追究,因此,构建公益诉讼程序应是完善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重要步骤。依据我国具体国情,应从立法和实务操作上分别着手,改革我国的诉讼结构,构建公益诉讼制度,以期增加公司社会责任的可诉性,把公司社会责任真正落实到司法实践中。     

董事多元化与公司社会责任

当今各国公司制度中,已形成董事多元化的格局。董事多元化是弥补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欠缺可操作性的一项积极的举措,它反映了“公司强行法理论”向“公司合同理论”的转变。在公司合同理论的基础上,辅之以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与公司存有利害关系的利益集团代表做具体的分析,看是否应该和如何将其引入董事会,从而使公司的社会责任落到实处。     

公司治理中职工参与制度探析

公司治理中的职工参与是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中，股东是公司唯一的统治，公司的目标定位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职工参与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之一，在我国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管理参与作为职工参与的方式之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我们不能听任其随着国有经济成分的下降而弱化；股权参与作为职工参与的所有权根据，是保障职工地位的更有效的制度保证，更有推行的迫切需要。     

强化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探析

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所负有的保障利益相关者利益不受损害的社会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承担不利后果的法律责任。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时代价值。我国需要从加强立法、建立健全相关机制、构建多层次监督网络、增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主动性以及增强利益相关者的维权意识等路径来强化公司社会责任,使公司能够真正担负起社会责任。     

论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不仅要为股东营利,而且要对社会承担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正确处理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营利性之间的关系是界定公司社会责任含义的关键。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理论的修正和补充。我国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司社会责任立法进行完善。     

法人与公司制度融合风险的法律控制——兼论实现国家公司公益性的法人制度支持

现代民法上的法人制度包含了为公司制度发展量身定做的"完人化"标准。公司制度借与法人制度融合获得了广义财产与基本权利,扭转了公司在传统社会组织身份格局中的不利地位,形成了对其他企业类型的制度竞争优势,但也带来巨大风险:公司异化为新身份格局中的"公司帝国"。法人制度在我国具有主要服务国有企业改革的功能狭隘性,加之官商传统潜移默化,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官商公司帝国",妨碍了国有企业实现公共利益。针对性地而言,应祛除法人制度的极端功利主义成分,重建国有企业承载公共利益的法人制度支持。     

公司社会责任本土资源考察

公司社会责任包含着大量属于道德规范的内容。中国有着沿续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和丰富的道德资源。从中国实际出发,挖掘“本土资源”,从影响乃至塑造我国道德传统的古代思想中探寻建构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基础点并寻求公司社会责任实现的“药方”,是深化公司社会责任研究的又一进路。中国传统文化与公司社会责任实现所需要的环境既有相容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我们应当在坚守法律底线和尊重公司营利性的基础上采取必要措施强化道德规范对公司行为的约束。大力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环境,提升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程度。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the Limits of 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through two case studies. The first describes how corporat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systems and standards were interpreted and implemented differently at different mine sites within the same company and examines the particular role of trust between workers and management in explaining variations i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performance. The second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of moving from a highly devolved system of responsibility to a more centralized approach, and the incapacity of externally mandated 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 to change behavior at site level in the absence of a supportive workplace cultur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heavy emphasis currently being placed on both internal (company‐driven) and external (government‐driven) 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 a commitment at corporate level does not necessarily percolate down to individual facilities where ritualistic responses or resistant subcultures may thwart effective change. Th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 and meta‐regulation more broadly.     

公司共同决策法律制度研究——以“职工满意度”为视角

职工参与共同决策是公司资本民主化和管理民主化的主要实现途径,起源于德国共同体文化的这一制度旨在保护职工权益、协调企业中劳资关系.寻找两者利益的平衡点,通过对不同企业的探索性调研,借助职工满意评价工具分析共同决策制度实施与职工满意之间的联系,探索我国公司法共同决策制度的引入模式.     

论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主体

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源于股东权,属于股东共益权。目前我国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行使主体混乱无序,致使公司慈善捐赠决策屡受质疑,公司社会责任难以承担。基于此,有必要构建股东（大）会、董事会、法定代表人以及公司慈善基金会多元化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主体体系,当公司慈善捐赠决策不适当,害及到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实现或违反公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时,可通过撤销诉讼与无效诉讼途径加以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