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超期羁押的成因及其对策

超期羁押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超过《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进行羁押的行为。这种行为侵犯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影响刑事诉讼法的贯彻执行。一、超期羁押问题的现状长期以来,超期羁押问题一直是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顽症”,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尽管公安、检察、法院等办案机关一直在积极防止、纠正超期羁押,但是,超期羁押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存在,一方面,直接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诉讼权利等合法权益,有的还使犯罪嫌疑人、被…     

论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

审前羁押是法院在对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采用羁押的方式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借鉴域外羁押制度，针对我国审前羁押中存在的羁押条件粗放、羁押程序简单、羁押场所不独立、被羁押者的权利救济渠道不够等问题，我们须从羁押的法律地位着手，细化羁押条件，改革现行的羁押决定和执行体制，加强独立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对审前羁押权的审查和监督，以有效制约审前羁押权。     

无辜农民被超期羁押12年的生肖轮回

1991年2月9日，河北省曲阳县农民杨志杰被县公安局认定为一起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在找不到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仅凭杨志杰的部分口供就将他羁押在县看守所，超期羁押12年。     

试析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的可复议性

一、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的性质界定在国家机关行为中 ,决定行为性质的关键因素是主体行使的权力性质。而从中国的刑事法律实践来看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行为时 ,实际上是在行使司法权。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对于侦查、扣押、通缉等涉及个人财产、隐私、自由等权益的强制性侦查行为 ,公安机关有权直接发布决定并执行 ;对于拘传、取保侯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有权自行发布许可令 ,自行执行。实践中刑事拘留、逮捕后对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间的延长 ,公安机关基本上也是自行决定、执行的。[1] 它对这种…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立法构想

我国应设立刑事审前法官,介入刑事审前程序。刑事审前法官应单独建制,并严格控制其资质条件。刑事审前法官主要行使以下权力:审查强制侦查、未决羁押是否合法适当,审前公诉案件是否符合开庭条件,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证据交换,整理和固定争点,排除非法证据,救济辩方取证,并进行其他程序性行为。刑事审前法官制度应有相应的权力运作模式。     

试论我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建立

<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从本法条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有权利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也是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有在场权的法律依据。例如,侦查阶段应当但没有为犯罪嫌疑人指派辩护人,在讯问阶段辩护人没有辩护人在场,可以说调查取证违反法律规定,排除证据的合法性。     

我国未决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在司法实务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未决羁押措施，可以防止他们逃避侦查、起诉或审判，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利于震慑犯罪。但由于我国未决羁押制度存在适用普遍化、目的异化、救济机制匮乏等诸多问题，因此，应树立程序与实体并重的观念，注重保障人权，使拘留、逮捕与羁押分离，构建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不断完善被羁押人的权利救济制度。     

新形势下查办职务犯罪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新律师法的实施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新挑战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     

浅析我国未决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低适用率及其改进

当前,我国未决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存在低适用率现象,即在逮捕后被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占全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比例较低。阻碍未决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施的原因在于未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部分法律规则及相关制度建设尚不完善,以及未决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与我国刑事诉讼目的和观念不相适应有关。为提升未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适用率,应不断完善规则、构建制度、转变观念。     

我国审前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我国审前羁押在性质上是刑事拘留、逮捕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目前在实践上还存在着一些制度缺陷,主要表现为审前羁押在制度设计上具有非司法性,运作过程具有不公开性,刑事侦查机关和羁押机关隶属同一机关,导致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为保障羁押对象的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完善我国审前羁押制度,我国应建立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改革羁押机关的领导体制,完善羁押机关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网络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