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创新

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其中,影响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因此,政府应尽快改革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创新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度,保证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从而切实满足农民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协作供给的困境与突破

资源稀缺理论、公共选择学派和多中心理论为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协作供给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肯定其优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协作供给的制度困境,否则必将陷入治理失灵的陷阱。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协作供给困境突破的关键在于培育多元协作的战略文化、健全协调机制、加强责任监督和加强社会资本建设四个方面。     

浅议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关系到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成败。要实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创新,同时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重构一个成熟、系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摆脱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困境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在功能——基于河北安新的实践调研

农业税减免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农村社区"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在对河北保定安新县农村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由于民主决策机制中必备条件的现实缺失,使得"一事一议"制度实际已陷入了公共物品供给低效的困境。对此,应当正视并积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在功能,从现实层面弥合"一事一议"制度运行当中的条件缺失,通过对该制度的现实调适达到有效供给公共物品的目的。而要保证农村基层党组织内在应有功能的有效发挥,则必须按照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遵循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总体思路,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     

构建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日益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然而,现阶段我国村公共物品存在着供给机制的不公平性、决策制度的不完善、地方政府职能的模糊以及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等问题.由研究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机制,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多元互动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探究

新农村建设需要好的农村公共产品作为基础。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普遍严重短缺,极大地制约了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面临的困境急需我们走多元互动的供给模式。要有力保障好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互动模式,需要我们从制度措施上做出有力回应,需要从法律制度层面尤其从经济法及行政法层面来保障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权力结构嬗变过程中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

随着国家和乡村之间权力博弈的演变,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先后经历了古代双轨制权力结构、人民公社时期单轨制权力结构和改革开放以来多中心化权力结构的嬗变过程。农村权力结构嬗变是引起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重要诱因,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嬗变引起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经历了从自我供给到集体供给再到多元化供给的制度变迁历程。农村权力结构与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之间息息相关,合理分配村庄权力、优化农村权力结构对解决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以及建构有效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创新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政府职能缺失等原因,农村公共产品面临严重供给不足困境,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求决定供给,各级政府必须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探析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而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和政府责任缺失导致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这不仅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加重了农民负担,加大了城乡差距,而且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体系,以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多元模式探析

农村公共物品治理在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重要性凸显。公共物品治理包含着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两个纬度,经济学科纬度主要涉及物品的供给问题,而管理学科则主要关注物品有效管理的问题。广义的公共物品包括纯公共物品、收费物品和公用物品, 根据供给和管理是否有效两个标准,私有化模式、国家化模式和自主组织、自主治理模式都不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唯一和最佳模式。分析表明,多元化模式才是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正确选择。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而现阶段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却存在着供给观念滞后、供给主体单一、城乡之间供给的不公平性以及监督管理体制的缺失等突出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应从转变观念、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创新农村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以此推动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体制性障碍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着诸多体制性障碍因素,它们制约着农民公共文化的需求表达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并带来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低下、投入不足和结构失衡等弊端。本文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现实基础,即固化的城乡二元分治结构和不合理的文化服务供给结构出发,深入失衡的结构内部,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探究了影响和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体制性障碍因素,即具有价值逆向性的文化管理体制;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分权不彻底的压力型财政体制;政府垄断单一性的供给生产体制。而构建面向城乡居民文化需求和权益的服务型供给体制,是破除现有体制障碍,实现体制机制创新的方向,它不仅有助于构建和形成一个多元共治的供给体系,更能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和一体化建设。     

陕西县级政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分析——以西安市各区县为例

县级政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是其职能转变和新农村建设的保障和依据。陕西县级政府农村公共服务仍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供给不平衡问题。其中,西安市县级政府维护性公共服务支出、经济性公共服务效率及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指标均是影响陕西县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分析并探究西安市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及成因,以期建立健全陕西县级政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对策研究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废止,我国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农业税的取消,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社会矛盾的同时,也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使得本已不足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着更大的危机。为此,本文就取消农业税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揭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的同时,指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意义及对策选择,以保证向农村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范式转换——基于赣州、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发展理事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基于江西赣州和湖北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分析,本文发现理事会在改造并利用农村宗族势力的过程中创新了基层民主实践机制,以多元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解决了代表性难题、决策机制难题,以及农民的参与程度问题,构建了一个治理“钉子户”的高效机制。理事会在实践中重构了农民“公”“私”认同的序列谱,具备了“国家授权的合法性与农民自发的认同感”的双重权力属性,既利用了传统的宗族资源,又避免了介入地方“公务”时的不合法困境,推进了两地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社区建设。鉴于农村宗族的基础性结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本文认为当前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从革命范式向改良范式的转变,逐步探索建立一种受保护的社会自治权的协商式增长机制,使农村宗族最终成为一种有益于地方社会秩序整合的建设性力量。     

农村治安防控体系研究——由留守人员安全问题引发的思考

随着近年来因留守人员引发的治安案件呈多元化、复杂化发展,留守人员逐渐成为农村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发展农村治安建设迫在眉睫。面对留守人员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可能引发的治安问题,亟需构建以维护留守人员安全为核心、预防留守人员可能引发的犯罪为辅的农村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野下的农村治安问题探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目前农村仍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也因此引起了一系列治安问题。因此,公安机关必须从认真研究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掌握影响农村稳定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加强自身建设等多方着手,努力做好农村治安工作,以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以四川成都和山东济宁为例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的趋势,对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出了挑战。2009年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提出正是作为推动这一发展的主要途径。目前,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尚处于试验示范阶段,在各地社区建设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如何处理新型社区与村民自治、双层经营体制之间关系的两大问题,成都和济宁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但改革仍面临体制困境和自组织程度低的问题。而此次乡村社会的变革能否全面顺利推进,还需要国家在法律层面对农村新型社区进行清晰定位,理清它与农村原有基本制度的关系,以切实保障村民权利。     

大学城建设中的新农村治安问题探讨——以福州大学城周边农村为例

当前,大学城建设引发的一系列治安问题,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不谐之音。以福州大学城建设中出现的新农村治安问题为例,分析其主要表现及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对促进我国大学城与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发展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