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

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院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能弥补受害者在诉讼过程中所花费的律师费、时间及精力上的付出等间接损失。然而,由于我国没有完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许多受害人应得的补偿常常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状况,这极不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本文对该制度进行了中美法上的比较,以期使受害人应得的合理的补偿有法可依。     

律师状告民工拷问诚信

因为给民工维权打官司，周立太成为闻名全国的民工律师，被誉为“周青天”。但是，帮民工维权也给周立太带来了烦恼，一些民工在赢了官司后跑了，拒绝向周立太支付律师费。     

眼泪为你流（下）

农妇在委托我之前，通过电话跟我接触了两个月。农妇说，她拿不出多少律师费。我给她的方案是，先预收3000元费用，剩余部分按照风险收费，标准是20％。农妇接受了我的方案。交费时又遇到问题。老人家心急如焚去市里汇款。账号少写了个数字。我一直没收到钱。农妇每天几个电话打过来询问，我的回答都是还没收到。农妇急了，认为我是骗子，电话里差点哭出声来。我百口莫辩，恨不得把心挖出来给她看。后来她又去了一次市里，重新核对了账号，把钱再次汇过来。我收到钱之后马上给她打电话。让她放心。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警察选用制度考论

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后的十年中,不断调整和修订警察选用制度,籍此充实警察队伍。一方面,通过法定资格任命制、公开考试选用制和警官学校毕业生分发制等方式,多途径选任警察官及警察行政人员;另一方面,通过限定条件招募制和警士警长教育培训分发制等渠道录用长警,不断充实基层警力,从而为该时期警察队伍的充实提供了制度保障。不过,当时的警察选用制度也存在一些缺陷,制约了警察队伍建设。因此,完善警察官的选任条件与程序,扩大考试选拔警察行政人员规模,提高长警的地位与待遇,健全长警录用机制,就成为该时期警政制度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赫德时期中国近代海关俸禄制及其启示

与中国传统海关相比,赫德时期中国近代海关俸禄方面推行的是高薪制。这种制度能使海关关员安心服务、勤勉奉职,提高了海关工作效率,但这种制度的推行和实施也是具有一定条件的。     

IPAD商标案获赔，律师费为何不付？

2012年7月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唯冠”）和美国苹果公司就JPAD商标权归属达成和解协议，苹果公司向深圳唯冠支付6000万美元。深圳唯冠将大陆IPAD商标权益转让给苹果公司。仅仅9天后的7月11日，深圳唯冠委托的辩护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深圳国浩律所”）就将深圳唯冠诉至深圳市盐田区法院，要求确认其律师费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我国公司采取统一的折衷资本制研究

资本是公司赖以设立和发展的基础。为使公司资本的运行有序高效，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较严格的资本制度。现行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等问题。公司法修改应当采用统一的折衷资本制。     

教育券制与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发放模式改革

教育券制是改革政府教育投入的重要制度,能激发教育公平竞争,实现教育选择权力均衡化和增大民主监督力度。我国政府教育经费在投入依据、投入程序上均存在重大弊端。实施教育券制是改革的明智选择,但尚需具备相应条件。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立法解读与反思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该制度的确立对于保护刑事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但是该制度的实施面临一些挑战。为了充分发挥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价值,应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残疾人法律诉讼鼓了谁的钱包?

坐落于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海滩的比基尼海滩宾馆接待过各类游客.当宾馆老板约翰·格斯林获悉他的宾馆被控违背《美国残疾人法案》时,感到很震惊.一名游客发现,游泳池没有提供轮椅升降梯.格斯林先生说:“虽然宾馆里装有一部升降电梯,但从来没有人提出使用轮椅升降梯的需求.”在美国,打这样无障碍的官司很棘手,他已经花了8000美元的律师费,将来还要花多少钱还是个未知数.而与此同时,同一原告在本月内对该州狭长地带的50个商家也提起了诉讼.2014年,在佛罗里达州,有关违背《美国残疾人法案》的诉讼达529起.     

美国律师助理制度研究(上)--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经过近50年的发展,律师助理已成为美国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本文试从产生的制度背景、从业资格与工作内容等方面考察美国的律师助理制度,并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转移支付简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为全国统一市场的最终形成扫除障碍,是“十一五”规划要重点突破的领域。作为我国财政资金分配和财政平衡制度的转移支付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离公共财政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学习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调整财政资源在我国纵向和横向的不均衡,逐步实现公共服务支出基本均等化,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论律师法的修改及对刑事诉讼理念的影响

修改后的律师法,扩大了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利,从理论上解决了律师执业中"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三大难题.从立法机关的立法理念上来讲,这次律师法修改,是一种刑事诉讼理念上的进步,赋予了律师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更加平等的权利,给予了律师以充分的法律信任,表明律师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待遇在不断提高,他们将在刑事诉讼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常见计算题公式总结及例题解析

自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行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制度开始,很多编辑发表了自己关于如何通过专业资格考试的经验,本文综合了这些经验,分析了2006—2010年这五年的出版专业资格考试试卷,找出重复出现的计算题类型,即"本量利+印制+所得税+稿酬"的综合计算题是每年的必考项目,对书中相关公式进行归纳整理,得出经验公式,并举历年真题进行实例说明。     

刑事悬赏问题探析

马加爵案件再次引起人们对刑事悬赏问题的关注,我国尚没有关于刑事悬赏的专门法律规定,理论界的探讨也多限于民事悬赏广告,我国刑事悬赏仍然体现了群众路线,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单独法律行为,悬赏人只能是司法机关,而赏金的给付应区别对待。     

少数民族法律的多元性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

通过对少数民族法律制度多元性问题的探讨 ,说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与之适应的制度。同时进一步指出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年来发挥了巨大的效用 ,但是也存在着不足。并结合贵州等少数民族省份存在的问题 ,提出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民族自治法制度的建议     

利益冲突与制度创新、政治稳定的互动分析

对社会不平等一般理论的分析,有助于考察我国社会群体利益分配与利益冲突的具体情况。多元的分配制度决定了我国社会群体利益分配上的差别。利益冲突推动制度创新,制度改革的不到位又带来新的利益冲突并影响到政治稳定。     

论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特点、形式及其防范对策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信用证诈骗是发生在信用证结算过程中一种比较复杂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惩治信用证诈骗犯罪对重塑社会信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从概述信用证的运作机制入手,对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特点、主要表现形式以及防范对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以期为打击、遏制信用证诈骗犯罪,建立完善的防控机制提供有益探索。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人力资本趋势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已逐步显示出其资本化的趋势。这集中表现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广泛化,形成的多样化,使用的社会化及管理的法制化,适应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人力资本趋势需要加强竞争中的平等权,流动的合法权,权益的保护权,社会保障中的享受权,政治的参与权的研究,增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法制意识、信用意识和社保意识。     

Representation without democratization: The “signature incident” and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is essay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s a key institution i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o a pluralist political system. Using the revealing incident of Hu Jiwei's attempt to force a meeting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as a model of possible futur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PC and the CCP, the author hypothesizes that the NPC may serve as a major site for bringing about significant political change.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NPC by adopting an institutional‐functional approach. Specially,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ain the function and strength of the legislature as an implanted Western institution in China's context by looking into how its essentially democratic core‐representation, which, to simplify gross, was dismissed by previous researchers as only existed in “sociological” terms, survived through adapting into Chinese own tradition and political infra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