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SchremsⅡ案”时期欧盟数据跨境流动法律监管的演进及我国的因应

“SchremsⅡ案”对以隐私权和数据保护为核心构建的欧盟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它要求无论使用何种数据跨境流动工具,都必须确保第三国能够提供与欧盟同等的保护水平。在该案的影响下,《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在数据保护领域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保障措施的适用愈发严苛,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在数据保护领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数据跨境流动欧盟法规则与国际贸易法的不兼容问题日益凸显。欧盟虽然结合SchremsⅡ案的判决完善了对数据跨境的法律监管,但依然没有减少外界对其监管合理性的质疑。我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存在着配套立法不健全、规则可操作性差、多元价值失衡、缺乏内外联动的“中国方案”等问题。对此,应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加强中欧国际合作,共同引领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规则。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的“长臂管辖”及我国的对策

数据是数字化时代关键的国家战略资源,数据安全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核心利益所在。在大数据背景下,欧盟出台了旨在保护个人数据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美国出台了旨在数据自由的《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上述规则中的“长臂管辖”条款在全球颇具特色且备受争议。欧美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制中的“长臂管辖”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商业利益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构成了重大挑战。中国必须秉持主权平等与自主发展原则和合作与共治原则,以坚定个人数据跨国流通的安全性为前提,健全相应法规保障制度,并出台个人数据跨国流通行业自律标准指南,积极参与个人数据跨国流通的全球规范制订。     

欧盟的规则，全球的标准?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逐顶竞争”

欧盟的数据政策，对内始终服务于以公平贸易与基本权利为代表的欧盟共同价值观，对外则具有明确的法律输出动机，从附带性输出发展为战略性输出，意在成为全球数据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欧盟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表现为两类法律输出途径，一是数据规则的显性输出，以充分性认定和标准合同条款为典型，二是数据标准的隐性输出，以欧洲法院司法审查为代表。欧盟数据监管模式的全球输出是数据监管全球趋同的范例，对此，传统法律移植、私人法律移植、规范性力量和布鲁塞尔效应可以提供多元理论解释。欧盟模式的全球化表明，数据规则和标准越严格，法律趋同越容易实现，现阶段数据跨境流动的全球监管也确实呈现“逐顶竞争”趋势。但在全球价值链下，特定数据监管模式的全球扩张暗含价值提取逻辑，欠发达国家恐面临“数据殖民”风险，强监管的局限性和破坏性尚未被充分识别。市场才是全球数据监管竞争的底层逻辑，我国应对数据市场松化监管，坚持自由市场和合同自由原则，为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典型合同设置任意性规范，为数字产品和服务提供替代市场。     

知识产权国际博弈与中国话语的价值取向

美国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中呈现出一味强化权利保护的价值倾向。受其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呈现不断强化之势。但是,美国在国内法中存在对知识产权强化保护的平衡机制,有别于其对外片面输出强化保护规则。一味强化保护的知识产权制度会走向偏颇。我国在知识产权国际博弈和对话中需要提出自己的话语和话语体系,其前提是明确本国话语的价值取向。相比历史、文化取向而言,话语构造的价值取向路径具有优越性。在国际博弈中,我国宜秉持并提倡知识产权法的二元价值取向。二元价值取向契合知识产权法基本原理,体现了世界共同价值,其核心作用在于纠偏,我国应坚持和发扬这一价值取向。     

数据法律冲突中适用国际礼让原则的理论基础、实践应用与中国镜鉴

近年来国家间数据主权倾轧导致数据法律冲突愈演愈烈。由荷兰法学家优利克·胡伯提出、美国法学家柯里完善的“国际礼让原则”经过法院的不断演绎,逐渐细化为以存在真实法律冲突为前提、以衡量各方利益为方法、以主权的自我约束为本质的具体规则。国际礼让原则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单边主义倾向不言而喻,但是其多元化分析的特点加上对主权权力的克制,在协调国家之间数据法律冲突方面有突出的作用。在数据法律冲突主要存在的数据立法的域外适用、数据执法机构获取域外数据和跨境数据企业在一国执行他国数据相关判决三个情形当中,国际礼让的适用已经体现出了维护本国固有利益、缓和数据主权冲突的正面意义。国际礼让原则虽然不是我国正式的法律渊源,但在我国走向全面开放的历史新格局中,在立法、执法、司法方面适当借鉴国际礼让的适用规则,既符合我国谋求国际合作的一贯立场,也能为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建立负责的大国司法形象提供帮助。     

刑事数据调取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定位及关联义务

侦查机关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数据已成为刑事侦查新常态，但也因此带来一系列实践操作和规范层面的问题，危及公民的隐私及数据权利等。解决这些难题，除刑事诉讼法上重新定位数据调取侦查措施属性外，还可从规范数据披露行为入手。通过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数据侦查中扮演的角色，厘清其关联义务，进而规制刑事数据调取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身兼经营者、公共服务提供者及网络规则重要缔造者三种角色，相应地承担“隐私及数据保护”“协助执法”“参与塑造自由、开放的数字生态”三种义务。这其中，不同义务的并存与博弈、义务之间的优先性以及彼此义务的有限性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只有厘清了刑事数据调取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体系及义务履行事宜，才能有效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用户“隐私及数据权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自身的“经营权益”。     

税收情报自动交换中的个人数据保护问题

随着税收情报自动交换成为新的国际通例,纳税人个人数据的保护问题正凸显其重要性。当前的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存在两类国际体制,一类以美国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为代表,具有单边主义特征,另一类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为代表,具有多边主义特征,无论是哪一类税收情报自动交换体制,均存在欧盟国家依据欧洲个人数据保护法而拒绝提供纳税人信息的可能性。为了促进跨境个人数据的流动,美欧签署了"隐私盾"总协议,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欧洲法的强制性要求,而中国除了被动遵守欧盟国家关于个人数据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外,尚无良策。面对此境况,中国可考虑制定一部综合性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在提高个人数据保护水准的同时,为发展跨境大数据经济确立稳定的法律框架。     

“双碳目标”实现的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协调路径研究——以碳排放交易机制为视角

为落实《巴黎协定》的减缓气候变化要求，我国、美国、欧盟确立“双碳目标”,其中我国向全球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国及欧美根据各自国情通过不同国内法治积极履行《巴黎协定》自主贡献义务，但欧美的部分碳减排国内法治可能符合该协定的规则，而可能与WTO规则不符，构成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因此，“协调推进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是解决中美欧有关气候国内法治差异性的新范式，也是我国为全球气候治理模式进一步提升作出的智慧贡献。     

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的立法模式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打击跨境犯罪和犯罪分子自由流动上存在着共同利益,但要制定一部超越国别的欧盟刑事证据法典依然遥不可期.在跨境刑事取证立法中,欧盟存在着统一规则和相互承认两种立法模式,从现有立法看,后一种模式已成为欧盟立法者的现实选择.在后里斯本时代,欧盟在跨境刑事取证上实现了“超国家”的立法运作,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立法存在着两种模式融合的趋势.欧盟的立法经验对中国区际刑事取证立法有重要启示.     

欧盟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探究

本文对欧盟数据保护的法律渊源和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设计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欧盟数据跨境流动的基本法律原则和不同实践形式，提出了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的设计原则。     

论数据使用保护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

商业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数据获得法律保护是数据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石。对数据使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意味着保护“数据”的各种外在呈现形式,尤其是数据集合。数据经营者对数据经济的贡献、数据主权和数字人权带来的现实障碍提出了迫切要求。以德国、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主要国家对数据使用保护进行的知识产权立法为数据跨境流动相关制度研究提供了基础。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欧盟对数据使用提供了现实保护,但是现有国际法律制度无法对大量存在的非独创性数据集合提供充分保护。其原因包括各国发展水平不一致、数据主权和个人数据保护受到更多关注、国际法碎片化发展趋势等。对此,应在数据相关制度和实践中坚持促进数据使用为指导原则;在TRIPs体系内构建非独创性数据集合制度,该制度在保护数据集合专有权的同时应注重平衡个人数据保护、数据主权和公众信息获取权。立足中国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现状,中国应在著作权法体系下构建非独创性数据集合有限排他权,并完善相关立法和实施以促进跨境数据流动。     

论数字人权话语权的国际格局及中国路径选择

全球数字鸿沟愈演愈烈,数字人权作为第四代人权,既是全球数字治理与国际人权治理的重要联结点,也是全球价值融通与利益博弈的关键场域,关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各国抢占数字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突破口。联合国倡导构建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数字契约,现存数字人权规范、政策、制度是各国国内利益及国际利益两级博弈的成果。欧美国家占据先发优势,企图推动欧美模版成为全球数字规则,从而享有绝对数字人权话语权。中国通过提炼具有全球标识性的数字人权理论话语、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话语权、优化规则创制话语权的理论路径、现实路径、根本路径来全面提升数字人权话语权。     

“数据合规官”的角色与责任

“首席隐私官”“首席安全官”“信息合规官”“数据合规官”“数据安全官”……在数据隐私合规的大环境下,催生出了大量合规方面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可以成为法律人施展专业能力的新舞台。这种岗位的设置最初可以追溯到欧盟于2018年5月25日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保护

伴随大数据、物联网、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一个“万物互联、人人在线、事事算法”的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到来。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本质，人工智能越智能就越依赖数据的喂养和算法的支持，由此引发严重的隐私危机。一方面，人工智能极大地增强了隐私入侵的能力，带来了更多的隐私获取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侵害隐私的行为极具迷惑性，造成的损害后果更加严重。对此，传统隐私保护法律框架显得捉襟见肘，既无法有效保护人们的隐私，也难以充分发挥个人信息的利用价值，而欧盟最新的《一般数据保护法》则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提出的新挑战，我国应当完善隐私保护的法律体系，重视隐私保护的技术路径，探索隐私保护的市场机制，确立隐私保护的伦理原则。     

欧美金融隐私保护法律制度比较

欧美金融隐私权保护由于不同隐私保护体系而显得区别很大.欧盟综合性的保护方式为金融隐私权提供了较高的保护水平,但是实践中各国适用并不一致.美国单独立法的方式使得其金融隐私保护错综复杂,市场力量、行业自律也在保护金融隐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国金融隐私立法应参照欧美法律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情况.     

云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

<正>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云数据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当下“云端”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涵盖跨境数据流动。对云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是“云端”安全防护的题中应有之义。跨境数据安全随着企业数据跨境传输、访问、使用频次和容量大幅上升，跨境数据流动的风险越来越大。据《企业跨境数据流动安全合规白皮书（2023）》，当前企业在跨境数据流动上面临多重挑战：一是跨境数据流动面临流出国与流入国之间在数据保护、数据监管等方面的法律冲突；二是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企业须识别跨境数据在境内、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的“长臂管辖”——对欧盟GDPR的原旨主义考察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是个人数据保护的重要立法之一,而其中的“长臂管辖”条款是最有特色并颇受争议的规则。从内在视角来看,欧盟语境下个人数据的特殊含义和重要地位,是“长臂管辖”的正当性基础。而其在制度上形成内外联动的局面,是因为欧盟想扭转其在全球互联网和信息产业的劣势地位,并增强其在全球数据保护立法的话语权,同时更好地保护个人数据和国家安全。对此,中国未来的数据保护立法应结合自身数据产业的特点,明确立法旨意,形成内外联动,在国际互联网和数据治理中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掌握该领域的话语权。     

论美国与欧盟国家域外取证领域的冲突及其解决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欧盟国家对数据隐私保护法实施的加强,欧盟国家与美国在域外取证特别是域外电子取证领域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法院要求有关当事人提交某些证据文件包括电子存储信息,如果不予提交则可能会面临美国联邦民事程序规则中的制裁。如果当事人遵守美国法院的要求提交有关信息,又可能面临其本国法律禁止提交有关信息的规定,同样也可能会招致民事或刑事制裁。为此,不仅有关国家间需要进行更多的国际合作,而且国际民事诉讼的有关当事人必须确定合理的诉讼策略,以防受到实际的制裁。我国应借鉴欧盟国家的经验,建立完善我国个人数据保护法律制度以及跨国数据流转方面的法律制度,同时理性对待美国跨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商业数据的反不正当竞争保护规则构建

当前司法实践确立了“实质性替代”等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标准，日本、美国和欧盟也分别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形成了一定的商业数据保护规则。《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当前司法实践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经验形成了数据专条，规定了“破坏技术管理措施获取商业数据”和“实质性替代”使用商业数据两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这两种不正当竞争类型所适用的商业数据范围、保护前提条件等存在差别，不宜统一适用于相同类型的商业数据。建议分别构建适用于仅提供给特定对象且采取技术管理措施的商业数据的“破坏技术管理措施”不正当获取商业数据规则，以及普遍适用于所有商业数据的以盗用理论为基础的“实质性替代”规则。     

数据法域外适用及其冲突与应对——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与美国《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为例

欧美个人数据保护及境外数据获取的最新立法均体现出强烈的域外适用倾向。前者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代表扩大属人主义原则的运用，并将“目标指向”或“消极人格”标准引入数据法规；后者以美国《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为典型，通过扩张本国对数据控制者的联系进行数据执法。这两类立法以本区域或本国与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的联系为连接点进行域外适用，对数据流动分别产生限制移动或强制转移效果，必然会在彼此之间形成法律冲突，并对企业的数据合规及国家的双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为减少冲突，国家在制定具有明显域外效力的个人数据保护或境外数据获取法律法规时，应与数据往来频密的国家尽可能达成具有可执行性的数据交换协议，或改进双边司法协助协议中的数据交换机制，在执法及司法中基于礼让原则对本国域外执法利益和外国冲突利益和价值进行平衡，采取与其目标相称的执法和司法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