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分析

"三公消费"的治理问题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也是各级政府部门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地方政府"三公消费"居高不下,无法得到有效治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软预算约束"。不完全信息和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为地方政府"三公消费"支出提供了可能和资金来源,加之目前我国的预算体系并不完善,使得地方政府"三公消费"的预算呈现软预算约束的趋势。只有采取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加强人大和公众的预算监督,以及将"三公消费"纳入政府的考核机制,加大问责力度等硬化预算约束的措施,才能使得各级政府"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治理。     

税制改革与政府行为模式转变

税收制度作为政府与社会经济利益分割的制度安排,能逐步改变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决策与行为方式,具体表现为:税收收入比重影响着政府行为的自主性,财税制度变革是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制度诱因,税制结构及其性质制约着政府职能行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税制改革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9年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与之对应的是简化的税制与全能型政府;1980～1994年的"分权让利"时期,与之对应的是财政包干制下的税制与经济建设型政府;1994年以后的"分税制"改革时期,与之对应的是分税制与增长型政府。当前,以服务型政府转型为契机推进税制改革,需要确立立足于市场经济的税收理念,提高税收的财政主体地位,围绕地方税体系完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的制度分析

行政性分权造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体制的不完善扭曲了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竞争意识.但在同时,由于激励机制的缺陷和约束机制的孱弱,导致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     

趋利空间何以形成——基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视角

政府行为偏好是指政府在政治经济实践中为争取地方利益最大化而呈现出的策略性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和财政改革激励激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充斥着诸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上趋利空间的形成,既来源于政府科层制关系博弈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来源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激励效应,更来源于政府科层行政过程中的软约束机制。     

“软编制约束”:对地方财政供养规模隐性增长的一种解释

“软编制约束”是指地方政府突破核定编制约束,向社会或下级政府索取人力资源,由此造成政府财政供养规模的隐性增长.地方政府突破编制约束的动力机制在于:为应对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不惜动用人海战术对社会进行管理与控制,而政府扩张规模引起的责权利不对称对此也有影响.从宏观制度背景看,中国特殊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和纵向政府间关系增强了这一趋势.基于此,治理范围的调整、治理重点的转变、治理的多元化、治理能力的提高等应是今后地方政府改革的方向.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长效管理机制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速膨胀,债务风险凸显,债务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现状入手,在借鉴国外有关防范债务风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现行管理体制,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改革现行财税体制,适当加大主体税种的地方留成比例;改革政府预算体制,将地方债全面纳入政府预算进行反映和管理;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建立地方债务约束机制,改革地方官员考核制度;逐步剥离融资平台承担的政府融资职能,重新对各融资平台进行定位等措施。     

物业税改革浅议

在“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基本原则指导下，为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与国际税收接轨，我国已提出合并税种、简化税制，实行以物业税为主的不动产扣税形式。从我国国情分析，开征物业税需简并税种、完善估价体系、制定科学的土地供应机制、处理好政策衔接问题。     

抓好财税改革关键环节 推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充分肯定了财政在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收入、支出、预算以及各级     

增量改革与地方政府服务价值拓展

行政服务中心是在原有体制基础上的"增量改革",也是地方政府在行政审批领域探索优质公共服务的新载体。创新主要表现为机制领域,受到"体制存量"的要素制约,致使增量改革路径异化、价值理性受到制约、机会主义倾向以及改革成果非合理应用。要实现增量改革对存量改革的推进,必须拓展政府角色公共性、政府功能服务性以及体制改革整体性的价值空间,才有可能建成地方服务型政府。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组织机制重构——基于CGRs理论的分析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棘手问题"属性、碎片化管理现状和协同失灵现象成为影响改革绩效的主要表现。在协同治理机制(CGRs)理论框架下,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可以从协同驱动、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等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通过运用该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通过领导力、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等驱动要素充分调动和激活各级党委、人大、财政、审计等各方面力量,建构有原则地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等协同过程,形成交互协同并相互制约的预算绩效协同治理体系与机制,可以有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     

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政策思考

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和根本.针对现行国家财政在城乡间汲取和投入不均衡所致的城乡公共产品的严重失衡问题,必须改革财政体制,通过重构公共财政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和农村金融资金的回流机制、强化预算和监管、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统一城乡税制、理清不同层级政府间责权关系并精简机构、有效化解乡村债务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保障力度,促进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形成.     

中国地方财政稳定机制研究

传统财政理论认为,中央政府是稳定政策唯一合适的承担者,然而,Gramlich得出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至少在短期内是有效的结论,并提倡地方政府实施稳定的财政政策。本文利用1995—200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的财政收支面板数据和GDP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Prais-Winsten PCSE方法实证分析了地方财政收支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得出在宏观经济处于繁荣阶段时,地方财政收支违反了"逆周期"操作规则,是"顺周期"的结论。认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财政纪律松弛,财政约束缺失,以及《预算法》的缺陷是导致"顺周期"的原因。为此,本文最后提出了通过建立地方财政预算稳定基金和中期预算制度,修订预算法等相关措施来构建中国地方财政稳定机制的设想。     

制度与机制: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重点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是解决我国改革与发展深层次矛盾的关键环节,大力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口。当前,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是:财政职能定位不清,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税收"缺位"和收费"越位"并存;财政分配秩序不规范,财政运行过程缺乏严格的程序约束,财政监督力度不足;财政预算管理不科学等。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重点:应强力推进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与公共财政管理机制建设。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

我国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这对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分税制下,地方财政压力日益增大,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治理环境的动力不足,造成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日益恶化。以我国财政分权实践为背景,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协调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进行官员晋升考核制度改革;转变政府发展理念;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财政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9—201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建设主体在绿色技术创新上采取的行为策略将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本地政府在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策略上实施了“逐顶竞争”，但对邻地并未产生“示范扩散”效应。通过对其传导机制作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本地环境规制、R&D经费投入和产业结构产生正向影响，但对邻地的R&D经费投入以及产业结构产生负向影响。从财政分权视角探讨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有助于为推进各地方政府共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财政体改为何难以深入

缺乏必要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作配套,财政体制改革难以孤军深入财政体制改革为何难以深入,目前被讨论得很多,似乎正日益成为社会热点。而事实上,由于财政体制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综合,其既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改革受多方因素制约,因而难以孤     

公共选择理论与宪政分权学说评析——兼论对完善我国预算监督体制的借鉴

公共选择理论与宪政分权学说都主张从制度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宪政分权学说主张从机构、职能、人员三方面分离制约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财政预算过程也是一个公共决策过程,规范的制度约束和制度监督是公共财政赖以存在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预算监督体制和其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借鉴以上两理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财政分权框架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

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因与不完善的财政金融体制和地方官员激励扭曲联系在一起而更加错综复杂:没有形成合理的地方政府债务市场；地方政府债务市场是一个政府自身作为需求方占主导地位的买方市场；高达7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作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最大组成部分,是我国新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结构特征；地方政府债务市场缺乏透明度；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着公平性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等.大量非公益性债务的存在意味着地方政府过多地参与到私人市场,或者是挤占了更有效率的市场行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难点是我国金融市场治理缺陷和财政“预算软约束”容易造成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越位”,形成债务风险.控制风险,需要建立合适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针对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均衡扭曲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其中债务管理体制建设的重点是在管理框架构建上控制债务总量、调整结构和建立科学的监管模式.     

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和基本路径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是县政改革。县政改革的方向应是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当前各地所进行的"强县扩权"或"扩县强县"式的行政分权在加强县级政府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加了权力滥用和公共利益被损害的风险。为此,需要进行真正意义的政治分权和司法分权,通过确立民众对执政者的制约,建立真正意义的责任政府;通过强化司法制衡来制约地方的政治行为,以保证国家的政治统一有效性,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底线。     

地方政府企业化:模式、动因、效应与改革

地方政府企业化现象是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也是"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内容。厘清其运作模式、动力机制与影响效应,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乃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均具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在运行模式上涵盖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巨型工程和招商引资等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它不但植根于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晋升机制等国内形势,而且溯源于分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国际趋势。它既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积极效应,也有经济和社会上的消极作用,且消极作用正日渐超过积极效应。全面深化改革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