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追诉、保护、教育、监督相结合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

未成年人犯处于儿童向青年过渡的时期，其生理、心理都处于成长期。未成年人犯罪，这是处于成长期孩子的犯罪，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为了充分体现对未成年犯在司法上的特殊对待，各国普遍建立了区别于成年犯的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法律规定主要散见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其中最为重要的《刑法》、     

特别程序下逮捕未成年人制度初探

司法实务中对未成年人是否和成年人共用一个逮捕条件,《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2款规定的径行逮捕是否当然地适用于未成年人等问题,目前存在较大的困惑和争议。我们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特别程序的相关要求,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案件在适用逮捕时应当予以区别对待;应当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结合国际公约和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建立不同于成人司法的逮捕未成年人制度,并初步提出包括应当不予逮捕、一般可以不予逮捕、可以予以逮捕三次层次的具体操作规则。     

特别程序视角下讯问未成年人问题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设置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专章,但并未在讯问目的、手段、策略的运用上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予以区分,从而难以保证特别程序的特殊保护在讯问未成年人的过程中得到贯彻。从特别程序视角下,结合检察机关具有的客观公正义务,应当明确讯问未成年人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查明犯罪原因以及满足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需求讯问未成年人应当严禁使用欺骗等讯问策略。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以少年法为中心。少年法以促进少年的健全发展为目的，以保护主义为基本理念，在搜查、移送，受理与调查，审判，终局决定，上诉等程序上均贯彻了这一基本理念，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刑事政策效果。为正确执行和完善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我国至少应在完善未成年人调查制度、增加非刑罚处分、完善非刑罚处分的程序正当性等三个方面向El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学习。     

检察机关设置独立未检部门的探析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特别诉讼程序,加强了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设置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健全组织机构体系,由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贯彻落实新刑诉法、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有效手段。     

澳大利亚青年转介与独立人项目制度评价与借鉴

我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参与未成年人讯问的制度。明确了在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合适成年人作为替代性、救济性措施到场参与未成年人案件的讯问。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宽泛,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澳洲独立人项目与国内的合适成年人制度相似,且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较为完善的机制,颇具借鉴意义,值得详加考察。     

检察权在未检工作中的运行特色解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的特殊要求,总体有三:一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权在微观上应予整合,构建"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以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要求,缩短诉讼期限,正确适用法律;二是为实现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权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纵横延伸,应在承上启下的诉讼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三是通过检察权微观层面的整合与纵横延伸,实现保护与教育并重,通过慎捕与慎诉,为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创造条件,在特殊群体领域实现刑事司法理念之谦抑目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机制的域外考察与本土化重构

我国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提出刑事和解概念,允许特定轻微公诉案件纳入当事人和解的诉讼程序。立法并未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刑事和解程序有机结合,对于未成年人仍参照一般刑事和解的规定,在案件范围、条件限制等方面未能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特别处理,导致司法实践操作困难,各地适用情况和效果不一,严重制约了未成年犯罪刑事和解的发展。针对目前突出的案件适用范围过窄、和解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混乱、参与调解主体不明、轻视教育改造目的、社会调查程序虚置、程序衔接困难等问题,借鉴澳大利亚、日本、香港相关模式,在明确适用范围、建立监督体系、细化量刑标准、保障和解效果、专项社区矫正等方面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机制。     

讯问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和策略运用

与成年人相比,进入刑事司法系统的未成年人由于年龄、智力、身心等方因素的限制,在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时存在先天性的脆弱特征。因此讯问未成年人,应当在遵循合法性、客观性的基础上,体现保护性、特殊性的原则,在基本原则、制度设计、程序设置等方面作出特殊规定。具体来说,要在人员配置的专业化、程序设置的特殊化、讯问方式的人性化等方面区别于成年人,适当运用讯问策略、查清案件的同时,体现教育、感化和挽救精神,最终服务于涉罪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和顺利回归社会。     

冲突与选择：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程序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司法实践着眼于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从而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基本目的在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矛盾纠纷。但是,该程序对和解案件范围的限定没有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的特殊性,将引发新法实施后未成年刑事案件和解工作与新法规范的冲突。协调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工作与新法和解程序之间的冲突,应在法律框架内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和解范围、程序作扩充性解释,以充分发挥刑事和解机制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积极作用。     

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若干疑难问题研讨会综述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典做了第二次重大修改。在本次刑诉法修改中,增设了刑事特别程序,这被学界认为是此次诉讼法修改中最具特色与前瞻性的制度构建。其中,在特别程序第五篇中，专门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篇章。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内容规定和基本精神，明确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工作变化，是职能部门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此，在上海市法学会的指导下，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刍议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有关人员到场制度(以下简称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予以确定,但规定的较为原则,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一些细节问题未予明确。本文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分析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意义,理清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选择和选任标准,呼吁对合适成年人进行专业化培训,阐述了检察机关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法律监督职能。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价值分析

“合适成年人”一词肇始于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指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合适成年人到场，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用语，但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相关规定。^1就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目前正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上海市长宁区、福建厦门同安区试点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未成年人特别程序配套规定之评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新增了未成年人诉讼程序专章,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益的重视。专章对实践中相对比较成熟的几种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制度进行了肯定,如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为了配合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公安部、高检院、最高院也出台了相应配套规定,践行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和规定,这些规定增强了诉讼法的具体操作性,对于实践中践行诉讼法的规定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但也有些规定比较模糊,需要我们通过加强理论和实践中的探讨进行明确和细化。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新构想

少年司法制度要求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过程中，不仅要依法收集被告人犯罪行为方面的事实资料,更要注重收集少年被告人犯罪行为方面的背景资料。有鉴于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规定》中对社会调查的作用、方法、内容、对象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些规定，表明了对少年被告人的刑事调查范围更为广泛，内容更为深入，而这种调查的开展，在司法实践中肯定了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差异，标志着我们对少年司法制度和成年人司法制度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这一问题有了明确、科学的认识。而从执法角度讲，对少年被告人实行广…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制发展史略

儒家倡导的“恤幼”思想对中国古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产生了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大致经历了“文革”前的探索时期、“文革”后到20世纪末的恢复重建时期及进入21世纪后的快速发展时期三个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这无疑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一套与成年人有别，以“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为指引，以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和再社会化为目标，侧重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和程序分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再认识——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在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如何贯彻党对未成年违法犯罪者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又紧迫课题.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从组织机构、审理程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中还出了可喜的一步.他们的具体做法是:一、集批捕、起诉于一体,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要求检察院成立专门的起诉组,采取适合青少     

新刑诉法成年人到场制度实务研究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明确规定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成年人到场制度．成年人到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旨在让第三方介入诉讼监督司法程序，是一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诉讼制度。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相关问题，规范和完善这一制度，需要对到场人员进行限定，在通知到场中关注相应的程序注意事项，对于到场的成年人明确其到场的具体作用以及行使何种权利，作为检察机关还应在成年人到场制度中关注权力与权利的双向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