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论

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是政治学或政党学中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政党政治是指由政党影响国家政权 ,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 ,是政治类型的划分 ;政党制度则是指一个国家关于政党结构及其活动规范的总称。政党制度又可以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 (体制 ) -运行机制。作这两方面的区分 ,有利于把政党现象纳入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来考察 ,也便于人们从政治发展和政治管理的角度 ,认识政党地位的取得、党政关系、政党关系的科学界定及政党运作的科学管理。     

非洲国家政治发展问题上的政党体制原因分析

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政党的角色是政治生活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政党体制是政党活动的基本规范,政党体制影响着政党的行为逻辑。非洲国家的政党体制形式多样,并且不断变化。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政党,它们不成熟的体制在应对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诸如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结构的重组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要求方面,在功能上是欠缺的。对非洲的政治发展问题中的政党体制原因分析,一国的政党体制要与其特殊社会情况相适应,复杂的社会中需要制度化的、自主性的、凝聚力的政党体制。     

建设“三型”政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考

建设"三型"政党是党的建设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也是党的建设新课题。目前,建设"三型"政党面临许多挑战与问题,如对建设"三型"政党缺乏认识与共识问题,观念更新与知识升级问题,领导缺位与执行乏力问题,方式方法陈旧与缺乏实效问题,理论与实践人才匮乏问题。为此,需采取加强"三型"政党建设理论研究,促进全党的共识与行动;重新学习善于学习,促进观念更新与知识升级;健全"三型"政党建设的领导体制,提高"三型"政党建设谋划与执行能力;创新"三型"政党建设的理念与方法,增强"三型"政党建设的实效性;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有效措施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将建设"三型"政党目标、任务、要求落到实处。     

互联网时代的海外政党认同:挑战与应对

互联网对政治社会化、政党文化传承、政党形象塑造等方面影响巨大。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海外政党的政党认同也发生了深刻改变,互联网造成了政党越来越去威权化,组织动员能力也进一步弱化,政党的"明星"地位与影响力更是日益超过政党组织本身。政党要保持长久的竞争力,就必须主动适应社会变革,不断运用信息技术来推动政党革新,进而增强民众对政党的认同。     

简论政党政治中的"类政党"与"准政党"现象

目前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出现了很多非典型性政党,它们有的是没有经过政党注册登记为政党但是以政党方式活动和发生影响的政治组织;有的是经过了社团注册、法律认可的政党组织形式,但在理论纲领、终极目标、组织认同、纪律要求等传统政党要素方面不完全,在规模、组织化、专业化、制度化程度等等方面存在不足和缺失.它们可称为"准政党"与"类政党",这类"非典型政党"的出现、活动与影响将是政党政治中的新常态,是政党政治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政党的民族化”: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念考源

"政党的民族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渐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化转型,成为既秉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同时又带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化政党。     

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政党概念

讨论中国的政党政治问题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政治语境。按照一般政党学理论,"革命党"与"执政党"并不是一组对应的概念。在西方,"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或"反对党"的一个概念;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革命党"是相对于"改良党"的一个概念。本文旨在对中国政治语境下政党概念的出现、使用和演变做一梳理,希冀这种梳理能够为更准确和更科学地讨论中国的政党政治问题做出一点贡献。     

国外政党严格自身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国外政党治理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三重治理关系:一是政党内部治理层面,治理主体是政党,治理方式用制度(党规党纪),治理内容涉及党员管理、党纪监督、党内权力运行等"制度治党"问题。二是政党外部治理层面,包括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两重治理关系。政党与国家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方式用法治,治理内容涉及党纪与国法如何衔接的"依法治党"问题;政党与社会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治理方式用舆论监督,治理内容涉及公众和媒体舆论对政党治理的"法外监督"问题。国外政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对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政党权利与政党权力、政党义务之关系辨析

政党权利、政党权力及政党义务属于政党科学中的元问题.政党权利是政党权力的根本来源及合法性依据,它与政党权力的关系,既是决定与被决定、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还是以政党利益为纽带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政党权利的正当性取决于政党对其义务的承诺和履行,它与政党义务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政党义务是从相反的方面对政党权利的认定,它的价值意义不仅在于揭示政党义务与政党权利的内在联系,还在于其蕴涵着对政党权利的价值判断和实践要求.政党权利与政党义务的表现形态和价值倾向不同,但都以政党利益为基础.     

社会生态环境变迁与政党文化创新

政党所处环境的改变,不仅影响政党组织的嬗变,而且是导致政党文化嬗变和转型的根本原因。政党政治研究中"群众性政党模式"、"全方位政党模式"和"卡特尔政党模式"等三种先后替代的研究模式,恰恰说明了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政党文化变迁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迅速转变、社会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的政党纷纷进行政党文化的革新。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也在与时俱进地创新政党文化。党的创新理论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正是党适应社会变迁推进政党文化创新的集中体现。     

改革和完善政党体制促进执政效率的提高

执政党的执政成本能否取得预定的效益,受诸多因素制约,其中,政党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执政成本与政党体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党加强自身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的哲学追问、特性与认同

自觉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地位、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理论、践行实践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思想的哲学向度研究便是对该问题的直接回应:其物质观科学廓清了政党纪律思想"是什么",其辩证法和解了政党纪律的内外"双重性",其历史观现实回应了"为什么人构建"的问题,其价值论合理回答了"何以"构建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思想。利用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探索、研判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共产党推进新时代责任型政党建设论析

责任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新定位,责任型政党目的在于强化责任担当,实现权力、责任、使命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新时代责任型政党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国家、人民、政党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五重担当。责任型政党建设是历史与现实的选择,在不同历史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对管党治党的实践探索,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领导革命的政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的过程,党的责任内涵已经由党自身治理责任扩展到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责任。责任型政党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目标选择与必由之路,需要明确清晰的责任体制,建立健全问责机制。     

中国参政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政党是中国民主党派性质和职能作用的基本定位,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特有的政党类型,也是区别于世界各国政党的一个重要特征。参政党概念的提出和实践,丰富和深化了对政党基本属性、政党关系性质、民主实现形式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认识,为世界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理论增添了新的内涵,在我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中显示了独特的政党功能。实现政治诉求,满足利益需求,获得发展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是发挥参政党作用的必要条件。     

服务型政党的理论源起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是党中央首次正式提出"服务型政党"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建党9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实践的理论升华。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着清晰的理论脉络,揭示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起与发展历程。     

新媒体环境下政党形象建构的适应性分析

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各类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党执政的一个基本环境,在这一全新环境下,政党形象生成与传播的空间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众对政党形象建构的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党形象塑造必须要做出"适应性"调整。     

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的内涵及影响——以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为例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价值所在,因而又是精神层面的存在。作为精神形态的"为人民服务",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的应然性与本真性的统一——对现世现实的改变。"为人民服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相结合的特殊性意义,同时也显示了中国伦理文化资源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普遍性意义。     

群众路线与政党认同

政党认同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政党学者就选民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提出的一个政治心理学概念。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和建设中发展积累的工作经验和方法,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取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认同。群众路线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增进提高党的执政认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的形势下,群众工作也因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环境变化、政党政府博弈、市场经济发展、利益分化等因素面临挑战。     

从党建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型体制的建构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早先源自古希腊对权力运行方式进行划分的多样化政体分类方式,经过有意识的改头换面,慢慢演化为民主体制与专制(威权)体制两种对立的政体类型判定方式与学术话语叙事模式,并武断地将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划归为需要向民主体制转型的威权体制,造成目前学术界流行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无以解释当代中国发展的困境,需要重新反思和系统重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近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党建国体制"的新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原则勾画、苏联政治体制的示范作用、国民党"党治国体制"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与建设的自我创造等综合因素,在执政党、国家政权机关与社会团体的关系建构方面,中国共产党形成并实行高度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的"党治国体制"。由于执政党、国家政权机关与社会团体的功能不一,其所适应的法律与规范有别,如何规范三者彼此的关系,形成有序运作机制以及制度化运作模式,一直是"党治国体制"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以责任、效率、理性与法治为核心的渐进式制度化改造与价值性建设,逐步实现了从"党治国体制"向"党兴国体制"的转型,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则标志"党兴国体制"的生成,其内涵为建构一个集基于发展目标的"发展—领导型体制"与基于实现发展目标的制度化运作模式的"使命—责任型体制"于一体的复合型体制。"党兴国体制"的有效运行,尚有赖于作为领导力量与主体建设力量兼具主体理性的使命型政党的理论创新与全面建构。     

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政党文化是政党的灵魂。拥有独特政党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全面从严治党,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不可或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在政党精神文化层,强化党的理想信念;在政党制度文化层,提升党的制度权威;在政党行为文化层,纠正党的不良"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