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北大核心CSSCI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与地方治理——乡镇基层民主发展的若干命题初论

本文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对基层民主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选举式民主是不是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方向,将取决于两个内生性变量,即:村民的民主欲求和各地面临问题的性质。文章就选举民主能否增加基层地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分析,指出选举民主只是增强地方政府合法性的途径之一。在民主和政府治理的关系上,作者认为选举民主未必能够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政改并不存在一种成功模式适合所有地方,因此,不应该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某一种模式,而应该在给定方向和原则的前提下倡导和鼓励各地自主创新,探索适合本地方的政改模式。     

依法执政:现代政治合法性对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

合法性对任何政治体系都是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源,执政党的地位与效率往往取决于其合法性状况。在现代民主社会的背景下,执政党合法性有赖于意识形态与执政的有效性,同时在执政方式上依法执政的选择也是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政府的合法性及其合法性资源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合法性是一个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及适应性的依据,政府的行为和运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它自身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民众对它的态度。所以政府必须重视自身的合法性。政府要想获得合法性,必须依靠合法性资源。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有效政绩、政治民主、个人魅力。     

网络治理:政治价值与现实困境

网络治理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结合了第三方政府和协同政府的优点,强调在服务过程中公民应该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网络治理强调主体由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公共利益成为各个行动主体的共同追求,充分体现出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政治价值。但"理性经济人"的存在不可避免会出现合作困境,"搭便车"效应也可能会导致参与困境,职责难以划分会出现责任困境,而公民直接参与则会危及代议制政府、政府空心化从而出现合法性危机。     

制度化不信任:内涵、理论原型和意义

制度化不信任是内化了不信任的政治原则和政制形式,包括现代民主体系中的合法性原则、定期选举与公职任期制、分权制衡、多数原则与集体决策、问责政治、传媒自主和公开透明等。权力的工具性和人性的"幽暗意识"是制度化不信任的理论原型。制度化不信任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建构优良秩序、创设合理程序等促生现代政治信任。     

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看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

西方近现代,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透过韦伯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将转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我们的重要选择。这对于丰富中国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产生及其消解——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组织部分,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影响政策的最终执行效果,危及政策主体的权威性和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源于政策系统自身的特点以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公共政策价值追求模糊且冲突,政策决策者的自负和自利倾向,公共政策参与低效等原因都会引起政策合法性危机。与传统代议制民主不同,协商民主理论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审慎而理性的商谈来参与公共生活,以此来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协商民主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消解政策合法性危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有利于发挥公共政策本身的功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国家自主性:民主政治建构的核心要素

国家自主性是对当前国家自主性过度与国家自主性不足双重困境提出的理论与现实诉求,而民主政治建构则是孕育于国家自主性的制度文化中,国家自主性的不足与过度同样是民主政治建构的泥淖。基于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内在互构考察,提出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三维写照,即"掠夺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先天不足、"俘获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可能风险、"参与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互动共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互促模式:中共领导;政府主导;公民参与。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建构图式

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不同学科对它的解释都代表着一种对建构政治合法性理论的研究图式.伦理学以道德理念为逻辑起点,形成政治对正义等基本价值的信仰,成为衡量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终极价值标准;合法性在法学中保留有"与法律一致"的涵义,因而法律实证主义将合法归结为合乎法律;社会学家认为,在符合一定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或依据于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或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多边主义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面临的问题仍非常突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运作需要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支持,而政治合法性的加强则需要不断建构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础,即理念基础、规则基础和有效性基础。只有全体成员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使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取得实质性突破,只依靠部分国家的参与不仅无法形成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政治合法性,而且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建构:以宪政来规范和保障民主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建构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问题。由于民主与政治秩序、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民主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运行存在困境。民主具有"非自足性"特性,即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能自我运转,作为一种价值也不能自我实现。它依赖于宪政的保障。宪政为解决政治争端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可以实现权力的有序传承和增强国家能力,从而能有效地规范和保障民主制度的运转和民主价值的实现。通过宪政建设来推进和保障民主才是建构政治秩序,实现政治发展的可行之道。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重大战略课题。综观国内外的历史,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其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建构中得到了考量。在新世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党不断深化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巩固和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公共政策合法化:两种主体的博弈

公共政策合法化具有双重目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性.相对于合法化的程序意义与政策的合法地位,政策实体的合法性更具终极意义.鉴于合法化的体制内和体制外主体各自的局限性,作为政策实体合法性依据的科学、民主、法治等价值标准不能依赖任一主体的单方面努力.只有通过两种主体在现有理性能力的基础上展开博弈,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和实现政策实体的合法性,逐步化解"合法化困境",从而为"开启政策执行之门"夯实基础.     

民生政治: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合法性向度与发展理路

民生政治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重要价值面向,在民生政治建设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政府围绕公共服务这一条主线,逐渐实现民生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治理。民生政治是行政善治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价值诉求,善治回应是以民生政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程式。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政党的理性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生政治发展理路,主要呈现为民主与民生的互动对公民理性的吸纳与塑造,在政治话语与法治论域中民生权利的调适与转换,民生建设与民权保障的价值寻绎与审视,民生改善与政治认同的治理导向和运行逻辑。     

选举与公共政策:美国的实践

在现代西方国家民主实践中 ,选举是各种政治行为当中普通公民控制政府最为有效的制度化工具。同其它政治行为一样 ,公民通过选举参政的主要目的是表达政治意愿 ,控制政府行为 ,使公共政策以民意为基础 ,这一过程也正是政府合法性的最重要源泉。而在选举与公共政策的关系问题上 ,历来争论颇多。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选举政治的历史考察 ,从另一种角度探讨美国选举对政府政策的控制功能。     

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心理学探索

政治合法性既是一个政治学范畴,又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范畴。政治合法性建构具有直接性、自发性、广泛性、民族性等社会心理特征。政治服从、政治认同与内化作为人们政治行动的内在心理依据,构成了政治合法性获得的社会心理机制。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与重构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使现实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体制的转轨、阶层的分化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原有的合法性资源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行依法执政是新时期维护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路径选择。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构建

处于前民主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政治合法性危机突出表现在政治统治的效能性和正当性滞后于公民要求和时代发展,构建政治合法性成为政府在此阶段的重要任务。通过实证和规范分析,吸取整合相关理论,探讨了政治合法性构建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