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善治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不会有善治。而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政府管理创新善治路径构建

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推进,管制型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政府管理创新势在必行。善治被认为是现代政府管理创新的方向。政府善治便是政府与非政府主体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建立的一套机制,并通过这套机制的运作来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价值取向与民主过程,可以说善治是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共同管理社会的一种合作模式,这种模式被看作是政治与公民社会的最佳结合方式。     

公民社会、国家与善治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公民社会是善治的基础,没有健全发达的公民社会,不可能有善治;反之,公民社会的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善治的形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中国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并推动了善治的进程.     

公民社会之与善治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而当前对于国内的研究大多是从介绍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善治理论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公民社会对善治的促进作用则研究的相对较少。因而，该文拟从这一角度展开研究，首先分析善治理论的产生及主要代表性观点，继而引入公民社会对中国实现善治的促进作用，以期能够有所发现。最后，提出一个尚需深入探释的问题，以期能够抛砖引玉。     

从善治理念看弱势群体社会救助中政府责任的回归

高园在《理论导刊》2011年第4期撰文认为，善治就是要实现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两者都达到最佳状态。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救助，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以保证，基本权益得以维护，是善治理念的内在要求。社会救助中政府责任的回归则是善治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考验政府善治能力的标尺。     

政府社会管理机制的审思与再造

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它的任何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对社会的利益整合和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政府回应要求政府对社会发展和公民诉求做出积极反应与回复。政府社会管理机制的完善是提升政府回应力的客观使然，更是应对当代社会转型和促进社会稳定的理性选择。政府行为的理念塑造、流程设置以及机制规范，是创新政府社会管理不可缺少的要素与条件。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英国公共管理改革及其启迪

西方公共管理的改革,启迪我们执政党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重视宪政改革,促进政府权力向 社会回归,形成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善治。     

基于善治取向的政府回应力:逻辑、环境与成长

随着传统行政管理向现代公共治理的转变,政府如何回应公众便成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背景中,政府回应力的运行必然实现从工具意义到责任意义、从单向回应到双向互动、从个体利益到公共利益的逻辑转向;而这一运行逻辑与现实环境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不适应性。而以善治视野对政府回应力问题考察,将充分考虑发展环境的影响,注重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互动关系,并重建政府运作范式,从而寻求在转型期的社会治理中不断提高政府回应力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论点摘编

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 陈潭、黄金在《学海》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基于公民本位、崇尚服务理念、追求公共利益的现代政府模式,近年来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改革中的热门话语。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一个综合性课题,在委托代理理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理论的基石上,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正与平等、效率与竞争、廉洁与透明、民主与参与等公共价值,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回应型政府和企业型政府成了必然的路径选择,这亦是实现善治的必然逻辑。     

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它之所以在全社会引起强烈的共鸣,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这本来就是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二是,我们在社会和谐方面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严重挑战。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块基石。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善治即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关系。     

重塑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的视域

社会资本与政府和公民的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关系 ,但目前我国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 ,因而制约了我国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必须以善治的理念为指引 ,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 ;建立互动型的行政决策体制 ;实现公共管理过程的法制化与程序化 ;培育壮大第三部门并充分发挥其中介作用 ,从而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发展和良好政民关系的重塑 ,并最终促进我国善治的实现     

从和谐理念管窥我国行政价值观的宪政回归——价值共识与现实路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对履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价值观的反思与检视,和谐社会理念更加关注公民的民主权利、社会公平公正原则、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等问题,彰显了新世纪我国行政价值观的宪政主义回归.为了切实地贯彻和谐理念下政府执政的民主宪政理念,政府应健全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与程序,扩大公民参与权;落实行政问责制,实现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提供相关的制度保障,促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展、困境与对策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近年来,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然而,要不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仍面临着诸多困境,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道路漫长而又曲折.追求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扩大公民参与、壮大公民社会、培育公共精神,探索一条善治之路,是我国走出困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良策.     

政府职能转型与公民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政府职能转型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公民社会的发展,政府的放权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空间,公民社会在政府的推动和导引下蓬勃发展,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逐渐形成善治的局面,但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同一性

正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政府和治理定义的演化变迁显示出服务性的共同趋势。政府治理的含义也因此由原来的统治、控制和管理发展为以公共服务为核心内容的公共权力分配、公共资源协调、公共事务管理的总和;合法型、透明型、责任型、法治型、回应型的服务型政府治理,即"善治"型政府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公共服务的有效     

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

公民精神实质上就是公民对公共事务所持有的价值与信念,充满活力的公民和有效的公共行政是相辅相成的。公民精神在推动和促进政府“善治”、民主行政、社会正义、公共责任和公共利益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乡镇社会治理结构与新公共服务构想——以江苏Z镇为例

在乡镇社会治理结构中,代表公民精神需求的"象征空间"以及与政府管理行为相关的"制度性空间"存在不足与缺失,需要通过协调所在乡镇的公民与政府相关力量来解决,即政府的角色应转变为构思和建构一些明显具有完善社会公信力、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而公民力量的强化可以通过民主对话与参与生产来实现。     

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公民社会的功能探析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内在地要求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共谋合作,逻辑地体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彼此回应。因此,公民社会的健全与否,其功能的强与弱影响着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质量。而我国的社会是政府主导型的依附性社会,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我们要积极寻找完善公民社会的对策,强化公民社会的建设,使其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发挥应有功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非政府组织角色研究——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治理理论强调政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组织载体。非政府组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的当然构成，因着保护主客体双方特点的契合而在保护中显示着独特的优越性。善治理念要求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公民个人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并主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内部各主体之间正和博弈模型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