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人文主义时代（五）

和是中华文明一个十分重要的人文理念。从哲学的“和谐”指导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到个人形象要“和气待人”、“和蔼可亲”，到家庭团结“家和万事兴”，处世准则“君子和而不同”，到商务活动“和气生财”，到治国理念“和为贵”，一直到人类理想境界的追求“世界大同”……和的理念无所不在，贯彻始终。     

科技提升二炮战力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从“固定发射”到“机动发射”,从“和平环境”到“战场环境”,我战略导弹部队复杂条件下导弹突击能力实现新跨越     

社会个体实现自我超越过程的理性思考

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并呈阶段进行的,社会个体自我超越应经历从“个人主义者”到“集体主义者”;从“集体主义者”到“民族主义者”;从“民族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化与超越三个基本阶段。这三个基本阶段是依次进行的,并且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必然。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三到”意识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领导干部“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的要求,体现了“官为民仆”的重要思想。作为各级“三个代表”,只有按照胡锦涛同志的要求,牢固树立“三到”意识,其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成效,才能在实践中求得。     

大师们的读书观

学者胡适认为读书必须精读和博览。精读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眼到”须字字认识，不可随便放过。“口到”须句句念出来。“心到”是每篇每句每字的意义须用心考究。     

国家财富在“引税”黑洞中流失

乡镇“引税”的背后,一方面是乡镇、企业和中介“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在普通读者眼中颇为陌生的“引 税”一词,在一些地方乡镇机关则早 已司空见惯。 “引税”,并不是引进企业作为税 源,而是将本不属于自己区域内的税 收,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拉”到、 “借”到或“买”到自己辖区,以获 得超过实际的税收返还或政绩回报。     

为别人着想——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在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中,有一种精神在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那就是“为别人着想”的精神。这种精神由来已久,从远古的精卫填海到大禹治水,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到今天,中国共产党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私德"的批判与继承

“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关系是梁启超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在进行道德革命时,他用资产阶级的“公德”批判中国传统道德的“私德”;在进行道德建设时,则用中国传统道德的“私德”去补充资产阶级的“公德”。梁启超从“公德”到“私德”的转化,是从道德革命到道德建设的深化,是思想上的前进,不是思想上的倒退。     

"山寨时代"是否真的到来?

要说2008年什么词汇最红最火最流行？莫过于“山寨”!从“山寨手机”到“山寨电脑”，从“山寨明星”到“山寨电视剧”，直到岁末年初的“山寨春晚”，“山寨”红遍网络，形成了当前的“山寨文化”。     

台商“西进”成大势

近期陈水扁抛出的所谓“一边一国”论,引起海内外中国人的警惕,其言其行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李登辉当年提出的“两国论”。更加巧合的是,陈水扁最近又重弹李登辉在台上推行“戒急用忍”时执行的“南向政策”老调,意欲阻止台商到祖国大陆投资热潮的进一步发展。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台湾当局都在极力推动台湾企业向南发展,但台湾媒体失望地指出,“南向政策”推动近十年,许多南行的台商却每况愈下,铩羽而归者不在少数。 与“南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台商投资祖国大陆虽然要遭遇“戒急用忍”和“三不通”的拦路虎,但台商依然络绎不绝,“西进”之路人潮汹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台商掀起一波波到祖国大陆投资的热潮,从早期的中小传统企业到今日的高科技大厂,数以万计的台资企业已遍布大江南北,并正在从战术性投资转向战略性布局。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关键性组成部分,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创新又不是孤立的,必然涉及现行政治体书的许多方面,内在地要求并启动相关领域的政治体制改革。当前围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基本出发点是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主要着力点是从“高度集权”到“党内民主”;关键生长点是从“权力委任”到“权力民授”;根本动力点是从“顶层设计”到“民意推动”。     

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的三个转向

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了当代政治哲学的重大转向。这种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实现了政治哲学所探讨的研究主题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问题转向”;其次,实现了政治哲学所运用的研究思路从“形式主义”到“现实主义”的“逻辑转向”;最后,实现了政治哲学所追求的研究目标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的“价值转向”。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所实现的理论转向,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之本及内涵,同时也为政治哲学的当代发展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天津媒体融合发展的探索实践、特征及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媒体建设,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提出“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到第二卷提出“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再到第三卷提出“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论断,为我国新媒体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系列论述的指导下,我国媒体融合实践从“相加”到“相融”再到“纵深发展”,不断向前推进,融合范围也从中央级到省级,逐步扩大到县级,形成全覆盖之势。     

台湾『邦交』怪闻录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从“务实外交”到“过境外交”、“度假外交”,台湾当局的招牌换了不少,内里其实都是一样,那就是“金钱外交”。这些年围绕着“金钱外交”,台湾当局导演了一幕幕怪剧,其“怪”之程度在世界邦交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而其目的就是为了所谓“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在国际社会兜售“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     

颜色革命：一场“被民主”的政治游戏

“颜色革命”在经过了四五年的狂热之后终现原形，“变色国家”的老百姓在走过了“从失望到激动，从激动到希望，从希望到等待，从等待到忍耐，从忍耐再到失望”的全过程后，也得出了一个心酸的结论——“颜色革命”并不能创造神话。     

足球俱乐部走向何方

中国足球也许命中注定要多灾多难。从“全攻全守”到“防守反击”到“英式打法”到“洋中结合”的战术杂烩,特别是在1993年“施家军”兵败伊尔比德后,似乎才真的开始大彻大悟,于是又在一夜之间找到了神帖——足球俱乐部。然而,中国足坛吃新药犯老病的痼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足球俱乐部不久便纷纷身患“营养不良”症而相继下马。中国的足球改革又一次遇到了难题。足球俱乐部今后要走向何方?     

践行“三个认同”齐心共筑“中国梦”

中共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中共十八大报告“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以及“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再到“中国梦”发展定位，诠释的都是一个共同主题——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文化台独”正在毒害台湾全社会

“文化台独”是“台独”分子在台湾岛内为深化“台独”的社会影响,扩大“台独”的社会基础而制造的一种“去中国化”的运动和思潮。主要目的是造成“台独”的文化认同。 “文化台独”作为“台独”运动的软件伴“台独”而生,随“台独”而行。民进党突破“党禁”之后,“文化台独”活动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从彭明敏的“台湾命运共同体”,到李登辉的“台湾生命共同体”,再到台湾当局新领导人的“台湾主体性”。这些人     

中日关系往哪走？

从2004年到2006年,中日关系可能呈现以下轨迹: “政冷经热”——“政冷经凉”——“政冷经温” 2006年中日关系根本好转或全面恶化的可能性都不大,中日关系既没有坏到谷底,也没有不可救药,小泉之后的形势值得关注。从2004年到2006年,中日关系可能呈现以下轨迹:“政冷经热”——“政冷经凉”——“政冷经温”。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2008年是《中日     

重视“三农”要化真情为行动

“两会”期间,代表委员讨论问题最深入、剖析难点最实在、参与者最广泛、献计献策最多的,当数“三农”问题。从农村经济发展到增加农民收入,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到保护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从农村社会事业重建到解决农民看病上学难,一系列事关“三农”的宏观大端与微观小节,探讨得“底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