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伍尔夫女性主义的历史意义

在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伍尔夫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其女性主义思想的历史功绩,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她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从理论和创作实践、批判和构建两个方面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思想;其次,她对女性自身的欲望诉求从纯粹的物质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更注重女性自身的精神建设;第三,她对男女关系的梳理也从片面强调两者的对立和差异,拓展到强调两性的和谐和双性的共存.     

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法治生成

作为法律运转的强大精神支柱和人们行动先导的法律文化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影响，是造成法律实施不理想的一个主要的、根本的原因。中国的法治建设在注重制度层面建设的同时必须正视牵构建与法治国家相匹配适应的现代化的法律文化。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自觉

本文旨在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上,解读当前文化建设中对文化自觉的遵循。无论从社会学研究上,还是政策指导层面,我国对文化的认识和规律的把握已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文中具体从三个方面的一致性进行了论述。     

于泓源：普法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文化建设

“法治文化”，目前公认的主要内容有三个层面：一是法治价值观念层面，二是法律制度规范层面；三是行为方式层面。因此，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法治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法治文化的任何一个层面。     

群体性劳动争议的预防消解与机制建设研究

群体性劳动争议有一定的成因、特点与规律.反映为市场化的利益诉求必须通过市场化的三方体制建设和企业层面的有效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来及时疏导、化解和调节.应分析群体性劳动争议生成的内外部因素,把握其特征.在企业微观经济层面,应强化劳动者的组织化程度与约束效应,构建群体性争议消解的制度、机制建设框架.在宏观层面,应积极完善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强化三方协商的体制性建设与创新,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步得以完善.     

论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及其哲学底蕴

邓小平卓越的政治智慧在他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认真研究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不难发现,其政治智慧具有显隐两个层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回答,实际上是其政治智慧的显性层面,是其政治智慧运作的结晶体。从隐性层面看,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邓小平同志才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从外国公正廉正执法制度中得到的启示

公正廉洁执法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正视的一个重大课题。世界上现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数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好经验值得总结,认真梳理和研究这些好经验,对我国的公正廉洁执法建设无疑是有益的。本文从道德建设、制度建设以及监督机制建设三个层面,通过介绍国外在公正廉洁执法的一些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提出对加强我国公正廉洁执法制度建设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性骚扰立法的比较研究——兼论中国反性骚扰法之设计

性骚扰是一个影响面极其广泛的社会问题,在西方世界较早引起人们的关注。美国、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或判例确立了反性骚扰的诸多原则,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类似立法颇具借鉴意义。在我国,性骚扰问题引起人们热烈讨论是近几年的事,立法相对滞后。在解决人类面临的相同问题时,法律作为最后的选择往往具有其优越之处。借鉴乃至移植已有的先进立法及其精神不失为一种良策。为此,笔者在分析比较主要国家的相关立法之后,提出制定与完善我国反性骚扰法的管见,以期抛砖引玉。     

海关规则文化初探

海关文化建设是响应党的十八大"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号召的重要举措,是准军事化海关纪律部队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满意海关"的重要保证。海关文化结构系统一直以物质形象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理念文化三个文化层面为主流观点,但众人却对三个文化层面之间如何运转研究之甚少,本文有意探索隐藏在其中的线索,以期为建设现代海关文化完善的理论基础尽一己之力。     

关于“六五”普法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十二五”规划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全会提出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为我们做好“六五”普法工作树立了“航标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基层普法工作既要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又要将普法工作引向更高层面,我认为至少要抓住三个重点：     

法律、民生与民间规则——兼论两岸交流制度中民间规则的作用

法律是社会交往和社会需要的产物,因之,法律也是主体交往中日常生活的公共产品。它不仅作用于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法律作为正式制度,还缔造着人们的制度生活。但法律的规定并不是完全自足的,一方面,需要关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规则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法律规定有所遗漏,或者法律规定对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能调整、规范时,民间规则对救济法律的不足,就可能会派上用场。甚至即使法律对相关社会关系有所规定,在实践中也免不了法律和民间规范相互交叠地发挥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在两岸有关民生的交流中,应当把民间规则纳入保障两岸民生、促进两岸往来的重要社会因素中。     

精神安宁权的基础及理由分析

现实生活中,人们精神世界和谐面临着危机;为实现对公民相关人格利益的充分保护,应在我国现行具体人格权体系中增设精神安宁权。精神安宁权的构建符合人本主义的价值原则,回应了缓解当前部份人群社会心理健康状态欠佳和弥补立法欠缺的现实需求,具备相当的现实基础。     

《尤利西斯》中立体化内聚焦叙述方式的建构

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内聚焦叙述中,运用三个反英雄人物作为聚焦人物。三个聚焦人物由于各身份和个性特的不同,其各自关注的视野和感知的形式和结果各不相同,其所感知到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拼合在一起,构成内容和形式上的异质性,但三个人物的内聚焦叙述在小说主题上却相互一致,都是从不同侧面折射反映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扭曲异化和孤独迷茫,从整体上构成了一幅西方社会多维的精神瘫痪的立体画卷,深刻揭示小说的反英雄主题。     

论作者精神权利的双重性

作者精神权利的传统理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国立法的不统一、众多的精神权利的“交易”现象以及网络数字经济的挑战,显得苍白与无奈,致使一些学者对作者精神权利的存在与否产生了怀疑。本文从精神权利的权能分析入手,认为作者精神权利具有双重性,从而建立了一个积极权能与消极权能理论,试图解决作者精神权利在立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疑难和困惑,并使其在这三方面达到了较好的统一和协调。     

“虚拟环境”中的真教育——建构我国“网络德育学”的几点思考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上网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网民人数急剧增加,其中未成年人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面对网络社会中秩序混乱、规范缺失、监管乏力、泥沙俱下的事实,需要加强网络道德及其教育的研究,制定网上游戏规则,教育网民遵守网络道德.同时,教育学界亟待建构中国特色的网络德育学.综观我国网络德育学产生的生态环境,网络行为是网络德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     

越南民商事管辖权制度探析

越南国会是越南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越南法院分为三级:最高人民法院、地方人民法院和地区人民法院.对于"商事纠纷"的含义,在一些重要方面越南的规则与国际标准不同.<经济纠纷法>列举了经济法庭有权裁决的争议类型.包含"涉外因素"的经济案件,由越南经济法庭审理.地方(区)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是被告营业地或住所在法院管辖区内.管辖权的排除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外交豁免与领事豁免、外国土地和管辖权选择协议.未决诉讼案件原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并没有得到越南法学家们的广泛承认.管辖权冲突问题由越南最高人民法院解决.     

人格权的伦理分析

罗马法中的人与人格是一种关于身份的理论,在法国民法典中也没有人格权的规定。人格权是伦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并随着民法在技术上的成熟而在德国民法典中最终确立的,康德的人格主义伦理学构成了德国民法典的精神基础。精神基础与制度基础的分离使得人格权进入法典面临诸多技术上的障碍。人格权的伦理内涵在于人的尊严,人格权的客体是“人的伦理价值”,人格权中的人只能是自然人,法人不具有伦理上的人格。人具有尊严,作为一个定言命令是相互的,人格权之侵权责任的实质也源于“尊重”。     

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分权体制——兼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本文认为 ,所谓分权体制 ,其精神实质 ,并不是国家权力配置的具体模式 ,而是将国家治理权划分为几种基本形式、分别赋予不同的国家机关来行使 ,以防止因权力过于集中所导致的权力腐败。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不同 ,分权体制的具体模式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主权与国家治理权相统一的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主权 ,一府两院行使国家治理权     

法律实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法律实施是指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实际贯彻与施行。它是将法律规范的抽象行为模式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为的过程;是使法律从书本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从应然状态进到实然状态的过程;是由法律规范的抽象的可能性转变为具体的现实性的过程。法律实施是实现法的目的的重要方式。在当代中国,立法已驶入快车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基本建立。但是,法律的实施状况和效益并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法律实施的基本理论缺乏研究,对法律实施的实践缺乏总结,法律实施已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因此,本文着眼于法律实施的基本含义、内在规定性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致力于法律实施与法律实现、法律效力、法律实效、法律效果和法律效益的联系和区别的探讨,藉以为法律实施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基本的知识铺垫。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的修订及其影响(上)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作为著名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为了适应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新发展和完善机构仲裁规则,其快速对仲裁规则进行了修订,新的机构仲裁规则于2010年1月1日生效并适用于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的仲裁案件审理。新仲裁规则在结构和内容方面做了较大修订,增加了与临时性措施相关的应急仲裁员规则。本文将分析本次修订的具体内容及其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我国企业选择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时应当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