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思想转变之再探讨

长久以来 ,治唐代文学者将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为前后两期 ,并在这两期的具体分界上持有种种说法。实际上 ,白居易的思想由积极进取向消极退藏的转变并不是在某一短暂的时间点上完成的 ,而是经历了十三年左右时间流程。元和五年之前 ,白居易思想在总体上是积极的。从卸拾遗任开始 ,经江州之贬、忠州之移到再为近臣 ,虽然待时而起的愿望尚未泯灭 ,建功立业的念头时有闪现 ,但白居易的思想在总体上是日趋消沉。长庆二年主动请求外放更表明诗人将心中残存的“兼济天下”的理想彻底放弃。“退身江海应无用 ,忧国朝廷自有贤”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 ,虽不乏“遗惠一方”之举 ,但在其间一千多首诗中 ,诗人竟鲜有言及国事之作。因此 ,有必要将白居易思想创作分为三期 ,从而将其转变历程单独列为一期。     

列宁经济思想的逻辑勘定——兼论列宁对《资本论》中经济思想的实践运用

列宁的经济学逻辑可集中概括为"一条线、三阶段、三部分"。"一条线"是列宁运用《资本论》于俄国实际的理论主线;"三阶段"则透显列宁经济逻辑的历史进程;"三部分"构成列宁经济思想的逻辑主体。依托《资本论》分析这些逻辑理路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完整把握列宁经济思想不可或缺的。     

白居易与陶渊明的隐逸思想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少有的善于自处,沉浮自如的人物,他在为官与隐逸之间巧妙地找到了平衡,陶渊明在社会政治复杂混乱的东晋末期也有着较为复杂的隐逸思想,本文从白居易的思想、诗作着眼,对其与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和诗作风格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二者的处世之道,以管窥他们丰富思想的一个侧面.     

白居易与《长恨歌》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唐诗中不可多得的名篇,也是白氏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问世以来,广为流传,它与白氏的另一名篇《琵琶行》堪称双璧,辉耀古今。据《唐摭言》载,唐宣宗李忱在悼念白居易的诗作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一个古代诗人的创作成果,能够如此普遍地为广大社会所接受,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在我国文学史上,似乎并不多见。虽然白氏自己宣称,对《长恨歌》并不重视,但却正是它,为诗人赢得了蜚誉千古的巨大名声。     

论邓小平区域经济思想

邓小平区域经济思想的精髓是,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起来,富裕起来,然后通过发达地区带动和帮助不发达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内容,即区域经济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协调。     

论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群众观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贯穿于不同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根主线,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相辅相成、贯穿始终,随着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逐步成熟而不断完善。本文通过阐释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指导经济生产的方法和原则,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毛泽东研究经济问题和做经济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历史唯物主义眼光观之,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群众观,强调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最高宗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群众是生产的主体,也是其它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他不仅在史学、文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经济思想领域亦有独特见解。他十分重视社会经济问题,在《史记》中专辟《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来关注经济,以如椽之笔论述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其基于对人性认识的基础上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财富|求富的结果不同,导致社会贫富差别,这是自然的社会现象|农、虞、工、商等部门的经济活动是自然形成的,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同等重要|社会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调节机制,故最好的政策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富商大贾立传,高度评价他们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的智慧与才干,高度肯定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贡献。这与后世鄙薄商人与商业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论陈子昂与白居易诗学的审美价值取向

陈子昂与白居易都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从其出身、经历和所处的时代来看都不尽相同,但他们却有相同的文学主张,都是“现实派”的诗论家和诗人,又都是在革新诗歌的旗帜下,搞诗歌的复古主义。因此,在诗歌的审美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重功利的美刺讽谕。陈子昂、白居易的诗歌复古理论,从客观来讲,是顺应时代政治思想的产物;从主观来说是为了维护儒家正统的诗教原则。他们的创作成就,远比其诗学理论更高。这说明文学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的理论并不能限制他们在艺术上的出色创造。陈子昂和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和所产生的影响都远在他们的诗学之上。     

论江泽民的经济思想

一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认真地回顾和分析了建国以来关于计划和市场的理论与实践，认为“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的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就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提出计划和市场的目的都是为了解…     

江泽民非公有制经济观论析

江泽民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制度安排;个体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此,我国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收入分配制度、思想观念和具体政策措施,这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资本论》中的经济正义思想及其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启示

《资本论》中的经济正义思想不仅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论》理论的重要构成要素。《资本论》定性解读的论争是《资本论》中经济正义思想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早期思想是《资本论》中经济正义思想的历史源头;科学的理论基点、独特的价值旨归、正义的生产要求和重要的制度保证是《资本论》中经济正义思想蕴含的内在特质。《资本论》中的经济正义思想隐蕴了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性要求,它为共同富裕指明了总体基调、丰富内涵和实践路径,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价值。     

邓小平人学思想论析

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中蕴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 ,其基本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现实的人”和“人民本位”是邓小平人学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立场 ;“人的因素重要”和“关键在人”是邓小平对人的问题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培育‘四有’新人”和“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新人之设计与塑造的理论。     

论谭嗣同经济思想中的创新意识

谭嗣同,晚清思想界一朵盛开的木棉花,任由尘世阴云密布,却"傲视群芳"地抒发独有的英雄气概,面对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挫败,他立志变革图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谭嗣同批驳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思想的缺陷,勇于创新,大胆倡导西方一些富国富民的经济思想,今天和未来仍带给我们永恒的启迪.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经济建设思想论析

1949年～1952年,邓小平主政大西南,领导解放、开发大西南的艰巨任务。他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举措,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经济建设思想,对于我们当前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民族主义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奠基者,其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贡献理应受到学界的重视,而就已有的成果来看,此方面的研究尚嫌薄弱.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坚持国内各民族一致对外的“大民族主义”,他对大民族主义观的坚持源于其明确的国家思想和对国家的认同;其民族主义观念和自由主义观念密切相联又有矛盾,表现出自由民族主义的特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属于健全的民族主义,在今天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论《鬼谷子》的权变思想

《鬼谷子》是我国第一部先秦时期纵横家的理论着作,其篇幅不长但富含哲理,博大精深,除主要讲述纵横捭阖的游说之道外,还蕴含有丰富的政治谋略、人生哲理、经邦济世、外交军事、处事策略、修身养性等思想内容。研究认为,《鬼谷子》蕴涵以阴阳辩证的捭阖思想为依据,以知人察物的揣摩思想为前提,以审时度势的抵巇思想为手段,以随机应变的权谋思想为核心,以周密审慎的决策思想为目的的权变思想。     

论周洪谟《春秋》学思想

明代中期川籍儒者周洪谟"居显位,有文名,而又深于经术",其《春秋》学思想主要散见于所著《疑辨录》中。周氏对《春秋》"经文文本"、"周正时月"以及"训经之传"进行了辨疑,所论多出新意。他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常事不书"、"书以记异"等《春秋》书法观;另一方面也发挥了《春秋》"尊王"、"崇礼"、"奉天道为政"等经世大旨。     

以理见长：白居易“甲乙判”

前几期向大家介绍过一个唐代的张麓和他的《龙筋凤髓判》。宋代的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批评张麓的判词,却颂扬另一个人的判词,说他的判词百读不厌,越读越喜欢。他就是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作为一个大诗人怎么会去写判词呢？上次咱们说过,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身、言、书、判”四项,其中的判就是写判词。白居易也要参加科举,他的判词就是他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而写的。当然,这里的判词都是拟判。这些判词收录在他的《白氏长庆集》中。     

论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及其启蒙意义

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在戊戌变法维新思潮中表现得最为激进。其政治思想具有强烈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权至上,鼓吹反清革命、提倡社会进化之主张,批判封建三纲五常、构建社会新伦理等特征。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对处于沉睡和愚昧状态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有催人惊醒、发人深思的作用。其对封建社会伦常、礼教的猛烈批判,具有时人难以企及的深刻性和创建性,显示出大无畏的反封建精神;对君主专制和清王朝的抨击,彰显出社会现实的尖锐性;提出的全方位学习西方和全面重建中国社会的构想,是其政治思想启蒙意义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