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绩效评估——以四川省C市L社区为例

本文研究重点放在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绩效上,通过善治理论构建了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绩效评估的指标池,包括社区民主与科学立法、社区依法行政推行、社区司法权威维护、社区法律监督等七个准则层指标和若干个指标层指标,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再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四川省C市L社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之中由于法律监督和司法权威的问题导致了法治化建设的绩效水平低下,而基层政府要保证社区治理的良序开展需要在社区治理制度、社区治理机构以及社区治理参与渠道下功夫。     

社区矫正法治化:转型与升级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和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同步推进,实现法治化的转型与升级。社区矫正工作理念要从法制治理向法治治理升级;对服刑人员属性的价值判断从一元化到多元化升级;对社区矫正的行刑属性认知上,由空间物理强制转向行刑仪式化,由标签化的外在表现向人性化的内在展示转型与升级;对服刑人员的社会评价功能由肉体控制和精神惩戒向"健全人"和"健康人"转型与升级;社区矫正的实践要从依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转向社区矫正法治化的实践。树立法治目标,崇尚法治理念,重构法治精神,追求法治愿景是社区矫正法治化的标志和文化符号。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无讼社区”建设研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例

文章以大邑县"无讼社区"建设为例,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视角通盘设计、谋篇布局,探索基层治理法治化内在规律,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强大合力,推动社会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无讼社区"建设的社会价值。     

努力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也是创新社会治理落地、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当前,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发展不均衡、治理水平差异大、治理主体权责不对等及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组团式发展能够形成社区善治合力,构筑社区"共建"基础;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力量,增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能有效营造社区"共治"环境;构建协同治理平台能破除社区治理碎片化,"共享"社区治理成果。     

成都市社区治理与社区营造研究——从“陪伴”到“培力”的文化路向实践

文化治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近三年来,成都依托自身厚重的文化底蕴优势,以"文"为杠杆,积极开展社区总体营造项目,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从外来引入到本土内生,从参与陪伴到赋权增能的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可持续社区治理之路。以成都崇州为例,在社区治理与营造中,坚持"循序渐进""资产为本""因地制宜"等社区营造文化路向实践原则,通过优先挖掘在地文化故事"唤醒"社区乡愁记忆、选拔在地乡贤领袖"引导"社区文明风尚、孵化社区志愿组织"激发"社区集体行动等举措,有效实现了社区居民个体幸福、社区睦邻、民族文化自信等治理成效。     

社区软法治理的实施机制研究——基于济南市的经验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法治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社区治理中,软法是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形式,具有硬法难以企及的优势。软法实施效果直接影响软法治理实效,而软法的实施机制则决定着实施效果。我国当前社区软法实施机制主要应围绕基层党政力量和软法质量展开,由治理动力来源、实施方式、实施资源保障、干部保障四个方面构成。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路径——基于成都实践的考察

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和一系列治理难题对传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成都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实践,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切入点,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整合式治理思路,为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选择。进一步推动"三治融合"创新既需要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框架,也需要为融合共治提供有效的组织载体,还需要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等,即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文化基础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三治融合"的有效运行,提升治理效能。     

成都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方式创新研究

文章阐述了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在新形势下创新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方式的重大意义,总结了具有成都特色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方式创新实践,提出了进一步搞好成都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何以“松绑”:社区减负的路径探索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负担日益繁重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推进社区减负既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社区负担重一方面是由于基层治理条块关系中各主体的职责不清,另一方面源于民众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与社区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因此,为确保社区减负切实落地,需要从"加强社区党建""优化管理体系""配好工作人员"等三个维度切入,探索出一条科学有效的减负路径。     

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的构造、途径与重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是要不断提高"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治安治理不仅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种治理具有极强的"法治"特征(治理依据、治理活动、治理行为均需于法有据,合法合规),因此,在这一领域尽快实现"法治化"的目标尤为迫切和重要。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尽快确定社会治安治理立法的基本内容及总体架构,选择合理、有效的立法途径,同时,持续性的强化治安治理执法活动,规范治安治理执法行为,不断促进治理工作提质增效。     

社区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关于沧州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调查研究

社区治理依托政府机关、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等多个主体,对涉及社区或成员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管理,解决社区矛盾,化解内部纠纷,促进社区全方位协调科学有序发展。社区作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载体,其法治化建设对于法治国家的发展、法治意识的形成、和谐秩序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协商治理是一种基于过程、程序、合作、参与、认同为特征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具有农民利益的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多维功能。针对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面临协商治理理念偏差,协商治理的主体结构不优、能力不强,协商治理的内容结构性失衡,协商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协商治理与乡村治理制度的融合、衔接、联动不够等问题,要系统建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党建引领机制、多元参与机制、规范化保障机制、法治化支撑机制、衔接联动机制,更好地发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意蕴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要求是治理主体对于公共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亦即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和衡量标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和重要保障,必须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自觉守法等法治化途径加快法治中国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凉山彝区社会治理法治化模式之探索——以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为切入点

彝区社会治理应当法治化,但选择现代国家法还是传统习惯法乃是一种基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利益考量。仅以"国家法"这一外力方式来推进彝区治理法治化进程是不够的,且推行不当还会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基于彝区熟人社会的特征,彝族习惯法在彝区基层社会治理中仍应占据重要地位。但应当发挥国家法在改良彝族陈规陋习、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二者良性互动,进而形成多元的法治化模式。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困境的成因和破解之道——以一个居民小区的物业纠纷演化过程为例

社区自治的实现,除了需要社区有能力自我提供公共产品外,还需要社区有能力对内部纠纷进行在地化解。这意味着,理想的社区自治体系不仅要有公共产品的"生产能力",还要有矛盾纠纷的"消化能力"。社区纠纷的在地消化能力不足,使得一些社区纠纷的解决过程呈现出"闹大"逻辑,从而导致自治困境。"闹大"逻辑的形成,同"权力兜底"的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直接相关,这使得社区内的纠纷往往也需要动员上级权力的直接介入才能最终解决;而"权力兜底"的纠纷解决机制又根源于"政府兜底"的基层治理机制。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破解基层纠纷"闹大"逻辑的有效出路。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市场化、多元化、科学化、法治化和文明化,而在这"六化"之中,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准,因而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法治化的过程。本文认为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应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体从推进依法执政、完善立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法治化等方面提出构建法治体系的建议。     

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绩效是社区治理结果的表达,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分析框架和实现路径的关注有助于从理论上厘清社区治理绩效的复杂来源,促进实践中社区的有效治理。在探讨社区治理绩效以反映公共价值和持续性为主要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多元权力主体在社区场域的活跃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要素组合路径包括: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社区需要结合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要素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结构、效应及构建路径

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有助于规范社会组织与其它社区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机制创新要发挥软法与硬法、正向与逆向和内生与外设的合力作用,实现社区治理机制的长效效应。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建构要积极协调社会组织在社区与地区、机制与体制以及内、外部机制建设等方面关系,实现社会和政治因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设具有浙江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主要阵地。浙江省积极探索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浙江经济社会特点相适应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维护全省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当前,浙江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面对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建设具有浙江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综合服务管理水平;建立健全新型城乡社区治理机制,不断激发基层社区活力;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多元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构建完善全省统一的基层社会治理网;扎实推进"两网融合",着力构建网上网下联动的工作体系;坚持依法治理,努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转制社区领导干部行为的制度分析

"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上对下"的社区领导薪酬考核制度和"下选上"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是转制社区领导干部在工作上安于现状的制度原因。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培育和发展社区中介组织有助于破除制度约束,激发社区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