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合作与积极竞争: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从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出现了市场化趋势 ,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得到极大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对政府失灵的一种反动 ,它不仅有助于解决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失 ,而且作为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力量 ,还可以防止、削弱或补救政府和市场对公众利益的侵害 ,增强社会权力对政府公共权利的控制力度。     

新月弯刀——土耳其军队与政治

20世纪的土耳其军方之所以热衷干预政治,除了作为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反对任何宗教势力复辟的企图外,还因为军方本身有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干政也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特权利益不受侵犯。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的成因

高度碎片化是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大显著特征。碎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创建之初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团体相互博弈并与政府博弈的产物,政治力量博弈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左翼政治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右翼丧失话语权的背景下,法国政府计划在优先考虑劳工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统一管理、统一缴费、统一待遇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团体对社会保障存在从观念到利益的严重分歧。因此,伴随着右翼的重新崛起,雇主和新老中产阶级的利益上升为主要利益,他们的反对和强大压力最终挫败了建立"统一"制度的努力。     

阻遏身份社会

贫富差距既给阶层固化提供了空间,也给政府和全社会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时间。这个时代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中国社会的前方并不是一片迷雾。站在2010年的终点上往后回眸,阶层固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媒体措词谨慎地频频预警:这样下去,     

减负何以越减越重

“学生减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这项被舆论一致叫好的“新举措”。在实施过程中不仅遭遇了家长的反对,学校、教师同样也是“软抵抗”,而且措辞冠冕堂皇:“教学质量下降怎么办?”学校不想减负,考虑的是学校的利益和声誉;教师     

中国房地产:如何消解泡沫

最近一年来,随着国内房价不断攀升,国内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之争又激烈起来。2003年央行推出的121文件就是当时准备整顿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查后的结果,但SARS之后,国内房地产整顿不仅完全停止,而且为了挽回所谓SARS造成的损失,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的政策。可以说,在SARS之后,国内房地产泡沫不仅没有得到整顿,反之随     

一个民间商会的政经行走

和所有崛起于草根阶层的NGo一样,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是一家和政府没有任何姻亲关系的民间商会。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把民间人士参政议政的权限发挥到极至,他们不仅利用他们日益主流的政治身份为会员企业维权,还影响到事关全局的公共政策。他们独立于政府,却不时受政府委托,在商人和政府之间,往复周旋。剖析这个中国市场经济先锋地带的NGO,我们非但看到民间社会活动家的成长,还看到一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的雏形,一个于“大社会小政府”态辨中快速成熟的民间社会。他们看似特立独行的行径,在未来则可能是一种常态。     

14年:城管走到十字路口

14年来,城管问题,本质上是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问题。对这个过程持何种理解,决定了政府会选择何种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模式。每一次,城管进入舆论风暴的中心,都给中国社会带来一阵剧痛。小贩夏俊峰在2011年的这个夏天的命运,在社会心理的焦灼中,再次把制造了这一悲剧的城管体制,推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城管在     

以规则建设化解社会戾气

规则失范、不合理、得不到执行,是社会产生戾气的重要原因。戾气带来了个人弑弱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并得到了部分舆论的同情、认同、支持和欢呼。要化解社会戾气,责任主要在于政府和强势阶层,压力维稳效果堪忧,应该从规则建设入手。     

为什么误读总是难免的?

春光乍泄的2月24日,舆论瞩目已久的“非公36条”, 55年来第一份较为全面,由中央政府颁发的专门助力“非公经济”的红头文件,在全国人大代表赴京开会前高调出台。我想到了苏南重镇常州,2004年轰动中国的“铁本案”发生地。翻开电话号码本,拨通了一个常州人士的手机。他对被最终简称为“36条”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     

微博政治:时尚的幻觉

在一个个公共事件及"大V"们的意见表达背后,关注度和粉丝数量似乎构成了一个个粗鄙意义上的"政治压力集团"。然而,这样的"压力集团"仍然局限在抽象的"民意"范畴,以批评公共权力为预设,以明星崇拜为润滑,并不捅破"大V"们和底层,甚至和他们的粉丝具有不同的阶层利益和政治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中间阶层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层变动的规律及其对阶级斗争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无产阶级争取和团结中间阶层、壮大革命力量、促进革命形势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中间阶层思想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意蕴。探讨和研究这一思想,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拓展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认识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现状和变动趋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     

“精英”会带社会下层一起玩吗?

这些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们,会带下层玩吗?在社会分层中,当精英们和既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和下层相遇时,会有什么发生呢?《左传·昭公七年》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否具有某种特色,都有社会学上所说的"社会分层"现象,根据人们所占有的权力、金钱、机会等社会资源,以及所处的利益结构的不同,分成各个不同的阶层等级——至于是否"十等",那就要看怎么分了。     

30年代中国的舆论与困境

在现代中国的报刊史上,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是一北一南的双峰。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两份大报,因地域、主事者理念、撰稿人阶层和阅读对象的不同,它们呈现出的舆论特征,以及对现代中国的舆论走向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大公报》地处北方,以平津的专家学者为依托,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精英面相,带有京派的大气、深沉和厚重。《申报》地处上海,以一般绅士和市民阶层为读者,受西方文化熏染,在言说方式和气度方面体现出婉约、精致的海派风范。其中,《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申报》的"自由谈"版块是最能体现两家报纸风格特征的代表性版面。将两份版面抽离出来,放到现代中国舆论空间的语境之下,分析他们的作者群、言说内容和话语风格,可以看到,他们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两种不同的舆论面相。     

读《乡土中国》,不同角度看“底层社会”

事实上从中国历史的变迁发展中,不论是从情感上还是基于对整个社会现实的理性分析的思维观念上来看,作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群体往往也是整个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在某一个特殊的阶段上,某些阶层会把这个群体看成是最主要的和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这个群体确实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大变革。不过当一个社会处于暂时的良性运行,或者是它自身潜在的危险没有被发现之前,没有过多的人会主动地去关心这个群体,是否在当下所处的社会中享受应有的资源和社会尊重。然而本应该享受的资源和社会尊重被无限制的忽略时,底层群体就会通过社会的变革来提醒社会的其他阶层关注这样一个群体存在的必要性。     

南非总统更替与非国大执政展望

2018年2月14日,时任南非总统祖马在非国大的"召回"决议压力下被迫辞去职务。次日,非国大主席拉马福萨经议会选举,正式成为南非新一任总统。这一权力的快速更替不仅折射出非国大近年来的执政危机,而且彰显了南非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以及非国大党内的制度与结构性弊端。拉马福萨政府对非国大的执政困境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从重振党的声誉、构建廉洁政府、推动经济转型与社会公平、倡导国际主义等方面进行了革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赢得了公众的认可,一度程度上缓解了诱发祖马执政困局对非国大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过,在南非这样一个深陷经济危机、社会积弊严重的国家,拉马福萨的经济社会改革之路不会轻松。未来,拉马福萨不仅要处理好党内祖马派的问题,弥合党内分裂,进一步加强与执政联盟的合作,而且要在反对腐败、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取得进展。     

土著居民和危地马拉革命

关于危地马拉的民族问题,革命运动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统一的认识。这是我们最大的缺陷之一,这不仅是因为探讨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这一问题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还因为目前土著居民和混血种人正在进行一切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广泛的顽强的人民革命战争,还在于在游击队队伍里,在斗争的实践中正开始奠定未来的民族联合的基础。为了把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观点贡献给这个伟大的任务,现在我们发表这些评论,     

我的大学

正中国社会,尤其是中下层社会,始终对大学保有一份善意的想象,在大学作为精英教育承载者的时代,这种想象甚至带有某种神圣的味道。因为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知识和思想都是社会的奢侈品,是由一股超验的力量通过天赋来配给的。进入大学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就验证了一个人是否具有配给的资格,这就是所谓的"天之骄子"。     

弥合经济利益的分化

一个政党走向现代民主政党,它在调和所代表的不同群体、阶层的经济利益诉求中,会形成相对平衡的经济分配政策。3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为考察这一过程提供了充分的现实样本。     

国际法视野下的国家间投票交易

国家间投票交易是指一国通过为他国提供一定利益甚至使用威胁等方式,以换取他国在某一国际问题上对其立场的支持。国家间投票交易是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很难确定其利弊。国家追求自身利益和国际立法空白,都是促使投票交易产生的原因。在现代国际法中,强行法和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整体义务,加上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尽管在现实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弊端,但也为规制国家间投票交易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完全禁止投票交易抑或将其合法化都不现实,这也需要各国际行为体特别是第三方的监督。从现实的角度看,以国际软法的方式达成规制不公平的投票交易的国际法文件,不失为一个合理的选择。就中国而言,既要坚决反对并积极应对不公正的投票交易,也要团结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规制投票交易的国际法治建设,在各类国际组织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