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核心化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消极影响及对策探析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家庭结构也在发生着许多变化:所有家庭的人口规模都在逐步地缩小,核心家庭在家庭结构的占比中呈上升趋势,并且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家庭核心化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已经对青少年行为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甚至导致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出现.当前对青少年越轨问题的家庭因素研究多以家庭缺陷等直接原因为主题,忽视了家庭核心化趋势所带来的家庭结构功能变迁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影响.以家庭核心化为视角,分析了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消极影响及其原因,从而了引发了一些思考,从家庭的角度提出了一些防治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对策,以期为青少年越轨行为的预防和减少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从核心家庭本位迈向个体本位——关于农村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

对农村夫妻关系的变动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对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理解。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打工大潮的兴起,婚姻市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原有的小区域婚姻圈被全国婚姻圈所取代,而妇女在这种婚姻市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种变动反映在家庭结构的变动上就是大量离婚现象的出现。伴随越来越多离婚现象的发生且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人们的家庭与伦理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核心家庭本位的观念开始为个体本位的观念所取代,而这种观念与伦理的变化又反过来再生产出家庭结构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农村的离婚和夫妻关系的解体。     

加强当代青年的家庭代际伦理观教育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由此产生的家庭代际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认真分析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家庭代际差异与冲突,找出产生差异与冲突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加强当代青年家庭伦理观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汉唐家庭规模探析

秦汉时期形成了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家庭人口基本在4～5口之间；魏晋南北朝时期，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逐渐扩大，家庭人口规模在5～6口左右，隋唐时期家庭人口达到5～7口。其间，家庭类型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的变化与家庭法的完善

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现行婚姻家庭法律却仍然建立在以合法婚姻为中心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基础之上,未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如：回避规范同居家庭、对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关系缺乏应有调整、收养条件苛刻等等。因此,我国家庭立法应当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以道德观为中心的家庭立法应当转向为以调整家庭成员关系为中心的家庭法,以适应现实社会。     

成都市家庭结构分析及建议

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社会人的重要聚集方式。家庭结构主要包括家庭人口数量和构成模式,其组成和变化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成都市家庭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印证了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也反映出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契约、身份与劳动关系变迁——国企改制以来的国家与工人阶级

国有企业改制以来的劳动关系通常被表述为行政化向契约化的转变。本文的讨论则以身份和契约作为核心变量，以二者自身内涵的变化以及在国企改制前后结合形式的差异为主线。典型单位体制下，劳动关系的行政化不过是国家与工人阶级社会契约的外在形式，它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单位身份。国企改制是将劳动关系商品化的过程，而劳动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品，是因为契约关系发生了变化。它分为两部分：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契约表现为调控性的政策和法律；工人和企业的契约表现为市场劳动合同。而工人的单位身份则转化为公民身份，它是现代契约的基础。这一身份的转换表明我国开始以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构建社会。     

论私法上的“从契约到身份”运动

梅因提出的＂从身份到契约＂运动表现出相反的＂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但是复归的并非古代的特权身份制度;复归的目的并不在于消灭或抛弃契约,而是要共同发挥契约与身份的社会工具性价值;并且,复归并非是学者们的臆造,而是受到新人文思潮的推动和法律主体结构变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复归运动仍然面临我国＂缺少契约、旧身份泛滥＂的国情、原有契约理论的阻碍和新身份制度体系不完善的挑战,需要学者们发挥先锋作用,推动该运动的发展。     

新的社会阶层与三个文明建设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之而生的新的社会阶层不仅是我国“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对象。如何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的工作,是新世纪新阶段党赋予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     

不完全契约形态：转型社会的社区治理结构——以上海康健地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为例

本文以业主组织的发展为例,考察分析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进而探讨作为转型社会的微观基础——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契约规范能否进一步扩展的问题。通过对上海康健地区业主委员会的个案研究,本文认为,社会契约形态的形成就是“个别性契约规范”向“关系性契约规范”转换的实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居委会三方为基本主体的新的社区治理结构呈现不完全契约形态向契约形态发展态势。在社区治理结构中,随着各个独立交往主体都将获得更多或者完全的自主性,契约规范形成并发展着,但这并不会一帆风顺。在此过程中,以制度为杠杆的动态平衡非常重要。随着住房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随着开放条件下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社区治理结构还将长期在不完全契约形态中运作,但未来的社区治理将以完全契约关系为生长点和发展指向而得到长足的推进。     

治安管理资源中家庭资源的利用

在我国社会进入转型阶段的新时期，社会结构、社会机制和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众多转变，在这些变化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失序现象，随之引发了社会矛盾，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治安秩序。面对此种现象，公安机关应充分整合和利用治安资源，挖掘家庭资源，从社会的“子细胞”出发，利用好家庭的教育、组织、协调等功能，维护和建构起良好的治安秩序。     

论基于夫妻财产制契约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解释路径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约定财产制是独创式约定财产制而非选择式约定财产制。婚姻家庭的团体性特征决定了夫妻之间关于财产制的规定或约定不宜由物权法过度调整,其财产权的变动不应适用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的一般规则。不论是基于法定夫妻财产制还是基于夫妻财产制契约而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均属于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夫妻利用夫妻财产制契约的内部性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涉及夫妻财产制契约本身应否公示的问题,不能将夫妻财产制契约本身的公示对抗与基于该契约而发生的物权变动的公示对抗问题混为一谈。     

证据契约效力规则构想

证据契约指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就正在进行的或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之事实确定方法所达成的,旨在直接或间接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合意。我国存在证据合意的规定,但由于缺乏效力规则,实践中适用情况并不理想。需从证据契约效力判断、证据契约的主张及其效果、证据契约的拘束力等三方面着手构建证据契约效力规则。而在效力规则中,证据契约的消极效果与拘束力尤为重要。     

信赖义务之证成——兼谈民事责任的重构

依发生原因的不同，民事义务可以分为约定义务和法定义务。随着社会发展，一些新的义务类型逐渐涌现，如先契约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等。这些义务之间存在共性，都发生在特别结合关系的民事主体之间；都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目的都在于保护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利益。这种“信赖义务”独立于约定义务和法定义务存在，并直接影响了我国现有民事责任体系的重构。     

回应型司法与刑事契约

回应型司法的权力和权利关系为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刑事契约的生成提供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环境,对社会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回应为其提供了社会民间化解纷的民众动力。我国移植刑事契约缺乏传统法文化的的历史支持,现存的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共存的多种社会秩序也不能为刑事契约所适宜的权力与权利结构奠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基础,因此刑事契约的本土化借鉴应该谨慎。     

青少年亲子关系新变化及其良性建构

青少年期亲子关系是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经典课题之一,对青少年的影响非常巨大。当前,家庭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养育观念以及育儿方式等诸多影响亲子关系的因素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直接导致青少年亲子关系发生着一系列新变化。要建构起良性的青少年亲子关系,需要父母与青少年之间进行良性互动,也需要社会提供必要的支持。     

完善我国行政契约司法救济制度的构想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机关职能定位也在迅速转换,运用行政契约管理国家及社会事务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但我国行政契约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 行政契约在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制度,以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分析了我国行政契约的现状,比较了国外有关制度,探讨了行政契约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提出了我国行政契约司法救济的若干构想。     

老年人在家庭内部犯罪关系中的角色解析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剧,老年人在家庭内部的权威地位和作用发生了转变,相对应的,老年人在家庭内部关系中的角色也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表现。通过对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双重地位特征成因分析,可以梳理出老年人在家庭犯罪关系中的不同角色,也可以从社会学与犯罪学双重视角来观察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变化。     

论家庭抚育功能外化对青少年社会化的挑战——基于对苏州市托教机构的实地研究

家庭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家庭的抚育功能正在发生外化。在这一背景下,青少年社会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影响青少年的人格培养、导致青少年产生自我认同危机、造成青少年角色失调与混乱以及由青少年社会化自主性增强所导致的与家庭传统权威的冲突。     

论家庭共同财产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的个体经济大量涌现,使家庭财产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共同财产是家庭财产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国法律在此方面还没有系统完善的规定。文章就此方面的有关问题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