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司法困境之评析

方玄昌、方舟子遇袭案的判决引起了较大的争议,这是寻衅滋事罪多年来立法与司法诸多问题的集中反映。寻衅滋事罪在司法认定上逐渐出现了客观归罪化的趋势,这是由寻衅滋事罪自身立法特点与司法的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寻衅滋事罪主要争议集中在主观动机的有与无,情节与后果的轻与重两大核心问题,需要通过一步完善立法的理念、丰富立法的技术、使立法的观念更加民主化,构建和谐的、顺畅的立法与司法体制来解决。     

浅析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及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之区别

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及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在主客观方面存在某种相似性,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容易混淆,实有认真辨析之必要.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对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及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做了简要的分析.     

寻衅滋事罪探究(下篇)

应根据刑法第293条规定的行为类型,确定寻衅滋事罪的具体保护法益;寻衅滋事罪具有补充性质;行为人所实施的不同类型的数次行为,可以规范地评价为一种法定类型时,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流氓动机或寻求精神刺激的内心倾向,不是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素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不应过分注重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别,而应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正确认定寻衅滋事罪与相关犯罪.     

寻衅滋事罪探究(上篇)

应根据刑法第293条规定的行为类型,确定寻衅滋事罪的具体保护法益;寻衅滋事罪具有补充性质;行为人所实施的不同类型的数次行为,可以规范地评价为一种法定类型时,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流氓动机或寻求精神刺激的内心倾向,不是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素;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不应过分注重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别,而应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正确认定寻衅滋事罪与相关犯罪.     

事出有因也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我国刑法对寻衅滋事罪的行为要件作了较为详细的列举,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事出有因引发的寻衅滋事案件却往往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通常的观点认为,认定寻衅滋事罪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无事生非,在此前提下行为人的行为才能构成寻衅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定罪标准浅探

"随意殴打他人"型寻衅滋事罪是常见多发的犯罪,由于缺乏明确的界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分析"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内容中的两个主要疑难问题:对"随意"的理解与认定,以及情节"恶劣"的界定,有助于理解立法者的立法本意,同时利于司法机关准确认定"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区分其与故意伤害罪。     

如何把握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界限

在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案件属多发性案件。审查故意伤害与寻衅滋事案时,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在寻衅滋事行为中,发生了伤害结果,对于此类情况应如何定性?人们往往把这两类犯罪搞混淆,这就涉及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分问题。为了正确把握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浅析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以潘某毫、潘某寿寻衅滋事案为例

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行为人一般必须是出于取乐、耍威风寻求精神刺激等流氓动机才能构成本罪。本文通过对一个具体案例的分析,浅析了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     

寻衅滋事罪传统认定的缺陷

寻衅滋事罪是常见多发罪名。且多为其同犯罪，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近年来，学界经常把寻衅滋事罪作为口袋罪的典型予以批判，质疑实务中的一些做法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本文结合司法实践，通过对司法实务中认定寻衅滋事罪的批判，提出了合理解决问题的路径。     

方舟子遇袭案几点思考

方舟子遇袭案，一审二审法院都认定五名被告人构成寻衅滋事罪，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这是实务界长期坚持“唯后果论”的结果，长期为理论界所诟病。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及罪刑法定的原则，绝不可以臆造一些法律之外的原则，违背我国的法制理念。     

寻衅滋事还是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分歧,在司法实践中不太好区分,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的区分二者,正确定罪和量刑是一个难题,本文结合一个案例谈谈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的区别。     

未成年人寻衅滋事罪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本文案例启示:未成年人寻衅滋事有其特殊的表现,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从主客观相一致和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出发,对未成年人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人身伤害及双方临时起意互相挑衅的互殴行为进行妥当认定,以正确适用法律,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     

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路径探析

随意殴打他人类型的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在规范内容上存在交叉,都有侵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客观表现.二者的区别在于侵害的犯罪客体、犯罪对象和客观方面不同,在认定寻衅滋事罪时,应当判断人身安全是否与公共秩序密切相关,同时对“随意”进行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认定.     

寻衅滋事罪新解释适用初探

寻衅滋事罪应以特定动机内容为定罪要件,以本质区别于故意伤害等其他犯罪。本文就寻衅滋事罪的主观内容进行了明确,对其客观行为表现的认定和几种具体犯罪情节的把握做了简要介绍。     

寻衅滋事罪的法教义学形象:以起哄闹事为中心展开

寻衅滋事罪是我国刑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罪名,近年来本罪存在着口袋化的倾向,因此,对本罪的法教义学研究十分必要。本文以我国《刑法》第293条以及司法解释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为根据,对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规范构造、司法认定以及网络传谣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究。本文从保护法益、行为类型和主观违法要素三个方面,对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进行了规范考察;结合案例,从刑法教义学出发对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具体行为类型进行了分析;并对网络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解释进行了研究;对网络传谣行为不能等同于起哄闹事,因此不能以寻衅滋事罪论处的结论进行了论证。     

寻衅滋事罪的主观问题探析

与流氓罪相似,寻衅滋事罪作为单独的罪名从流氓罪中分离以后,就一直遭到学界的诟病。不仅是因为与故意伤害、抢劫、故意毁损财物等罪名类似的客观行为,更是因为寻衅滋事罪在主观问题上的认定。基于此,本文从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两个方面加以考量,对寻衅滋事罪的主观问题进行浅显分析。     

寻衅滋事罪规范内的追问与规范外的反思——以随意殴打型切入分析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抢夺、强迫交易等相关罪名的区别历来是司法运用的难点,现有文章思路也多停留在条文规范角度阐述相互之间的区别.其中出于“流氓动机”是司法适用分析的关键,现逐渐以事出有因、小题大做、逞强好胜等概念进行取代,但其内容并无新意.仍然以流氓概念为起点,从流氓动机内容、流氓动机的评判标准、流氓的规范地位等角度分析,寻衅滋事罪属于内容空洞规范不明的罪名.从规范外的司法适用角度分析,寻衅滋事具有演变为口袋罪的极大可能性.寻衅滋事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更深理由在于国家在社会治理方式上的威权主义思维.为追求法的安定性、明确性,寻衅滋事罪应当废除.在未废除的情形下,可以运用想象竞合犯理论,对符合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各类行为以其他罪名进行处罚.     

口袋罪视域下的寻衅滋事罪研究

口袋罪是"政策依赖症"和"结果无价值理论"的产物,体现为立法上的秩序中心主义和司法上的权威中心主义。口袋罪违背了立法和司法理性,需要立法和司法的双重规范。口袋罪可划分为典型口袋罪和非典型口袋罪。立法上的口袋性和司法适用中的口袋化都印证了寻衅滋事罪是一种非典型意义的口袋罪,因而需要给予其理念与规范上的重新定位。在寻衅滋事罪的去罪化路径上,建议先进行司法上的规范,再寻求立法上的修正。     

寻衅滋事罪若干问题探析

近年来，寻衅滋事犯罪一直居高不下，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们对社会治安状况的心理期望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针对此类案件，我们在审理时要注意其中“随意殴打他人情节”的认定，以及寻衅滋事罪与聚众斗殴罪的区分等问题。审查寻衅滋事罪的几点建议：寻衅滋事罪“量”的标准与自由裁量权，寻衅滋事罪四种情形的评价关系，寻衅滋事共犯责任问题。     

聚众斗殴罪法律适用问题探究

众所周知,现行刑法废弃了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对流氓罪的规定,而在各章中分别规定了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等五个罪名。此种规定方式原本意在清晰明确地界定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避免流氓罪作为"口袋罪"的弊病。然而,由于对犯罪的立法目的、法律性质的定位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犯罪的认定与处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各地司法机关对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聚众斗殴罪的理解和适用问题上。因此,有必要立足于该罪的立法背景、立法目的及其在刑法典中所处章节的位置对该罪的法律特征进行分析阐述,以期实现对该种犯罪司法处理的统一与连贯。